第11章 名单（1/2）

1944年九月，延安的秋老虎还没退，余念新背着青训班的结业证书，走进了“民政处临时调查科”的窑洞。这地方在边区政府附属机关区，几排窑洞连在一起，门口挂着木牌，字漆得有些褪色。

带他的是卢炳诚科长，三十多岁，戴副圆框眼镜，说话带着陕北口音，慢腾腾的。第一天上班，卢炳诚指着桌上的一摞表格：“小余，你就帮我抄表，乡上送来的减租账，你核对清楚，数字别写错。”

余念新点头应下。桌上的表格堆得老高，都是各县报来的农户租息数据，密密麻麻的数字看得人眼晕。他知道，这些数字看着普通，却是减租政策落实的关键——多一分少一分，关系到农户能不能吃饱饭。

头几天都顺顺利利，余念新每天抄表、核对，没出半点错。卢炳诚看在眼里，偶尔会多给他一块红薯：“你这孩子，心细，比有些成年干部还靠谱。”

第五天傍晚，延安下了场小雨，土路上满是泥。卢炳诚让余念新去后院的储藏室，取一份洛川地区的旧档案。

储藏室靠着山壁，里面堆着半人高的竹箱，弥漫着霉味。余念新翻了半天，终于找到标着“洛川租息”的箱子，打开一看，里面除了要找的档案，还压着一份没归档的“洛川农户租息表”。

他随手翻了翻，心里咯噔一下——这份表上的数字，跟他前几天抄录的不一样。几户地主的地租比例，原本写的“四成”，被改成了“三成五”，红笔改的痕迹还很新。这不是笔误，是故意改的。

余念新拿着表，站在储藏室的油灯下，手指捏着纸边，没动。他知道，这一改，就是几千斤粮的差距，农户能少交的租子，凭空少了一截。

第二天一早，卢炳诚像往常一样到科里，泡茶、点烟，神色没半点异常。“昨天的档案找到了？”他问。

“找到了，还翻到一份旧的租息表，跟现在的不一样。”余念新把表递过去。

卢炳诚接过，扫了一眼，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天气：“哦，那是试算稿，没用了，烧了就行。”

余念新没接话，心里却清楚——试算稿不会盖“已报送”的红章，这分明是改过的正式表。

中午吃饭时，卢炳诚拉着余念新坐在窑洞门口，语气比平时亲切：“小余，你父亲是老红军，我知道。你年纪小，做事得懂轻重。现在边区要保生产、保安稳，有些事，不能太较真。”

“改数字，农户就少收粮了，这不算较真吧？”余念新问。

卢炳诚笑了笑，没直接答：“改个数字，乡上能少点压力，咱们也能早点完成任务，最后还能多留些粮给真正困难的户。你说，这算坏事吗？”

余念新没再问。他明白卢炳诚的逻辑——为了“整体利益”，牺牲一点局部真实，在体制里似乎是常态。可他也清楚，要是这种“常态”多了，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晚上回宿舍，余念新路过科里的办公室，见门半掩着，里面有说话声。是卢炳诚，还有个陌生的声音：“洛川的数字改得怎么样？上头要抽查了。”

“放心，改好了，跟乡上对过，查不出来。延安要的是成绩，不是麻烦。”卢炳诚的声音很低，却听得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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