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入学考验（1/2）

1944年四月的延安，早间的风还裹着黄土的凉意。保育院的操场上，孩子们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做体操，余念新站在队尾，手心里攥着凌莎院长昨天给的纸条——上面写着抗大少年班正式面试的时间和地点。

昨天傍晚，凌莎找他谈话，语气里带着些顾虑：“念新，面试时别太急着说深话，考官都是抗大的教员，更看重踏实，不是光会说大道理。”

余念新当时没多话，只点了点头。他知道凌莎是为他好，但有些话，该说的还是得说——少年班要的是能懂政策、能做事的人，不是只会附和的孩子。

上午九点，余念新准时到了保育院的会议室。屋里摆着一张旧木桌，三个考官坐在桌后，中间穿军装的是主考官张教员，胸前别着抗大的校徽，手里翻着一叠资料。

“余念新，十岁？”张教员抬头看了他一眼，声音很稳。

“是。”

“父亲是余天云同志？”

“是，他1938年冬天在晋西北牺牲的。”余念新回答得很平静，这些话他在心里过了无数遍。

张教员没再追问家事，话锋一转：“知道抗大少年班为什么要招生吗？”

“为了给边区培养后备干部。”余念新没犹豫，“现在前线需要人，后方也需要懂政策、会组织的人，孩子们从小学，以后才能帮上忙。”

旁边一位戴眼镜的教员笑了：“那你觉得，现在边区最难的事是什么？”

“是人力和土地没配好。”余念新说，“有的村人多地少，有的村地多没人种，还有的人有地却不会种。物资紧是一方面，要是组织不好，再好的地也产不出粮。”

张教员抬了抬眼：“那你有办法吗？”

“有，搞互助组。”余念新把在杨家塬的观察说出来，“几户凑在一起，谁会种地谁多下地，谁有工具谁出工具，收了粮按劳力和贡献分。我们保育院的‘自给小组’就是这么干的，比以前乱哄哄的强多了。”

屋里静了几秒，张教员合上资料：“这些都是你自己想的？”

“是，看报纸，听村里的人说，再自己琢磨的。”余念新没提父亲的笔记，也没提徐帅他们的指点——在考官面前，实在比什么都重要。

张教员没再多问，挥了挥手：“去操场等通知吧。”

出门时，凌莎正在走廊上等他，见他出来，赶紧问：“怎么样？”

“还行，就说了解的情况。”余念新没细说，他知道现在说再多也没用，等结果最实在。

那天晚上，余念新没早睡，坐在窑洞门口看星星。

他没空想能不能考上，只在脑子里过抗大的课程——听人说，少年班要学政治、学军事，还要劳动，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机会。学政治能懂更多政策，学军事能认识更多人，劳动能继续练组织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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