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农户调查（2/2）

余念新在本子上记着，没急着追问，反而问：“开春种地，缺劳力不？去年的互助组还搞不搞？”

老杨叹了口气：“咋不缺？我这身子骨，刨地都费劲，去年的互助组是临时的，收了粮就散了。村里像我这样的，还有七八户，都是家里没壮劳力的。想再搞互助组，可没人牵头，大家也怕万一种砸了，互相埋怨。”

余念新心里有了数，又跟着去了隔壁的王婶家。王婶家更难，男人1941年在晋西北打仗牺牲了，政府给了烈属待遇，免了公粮，可家里就靠她跟婆婆带两个孩子，地只种了一亩。

“去年租了地主半亩好地，交了四斗租子，还算合规。可开春想再种点，种子都买不起，更别说雇人了。”王婶说着，从柜子里拿出边区政府发的“烈属证”，纸都磨破了，却叠得整整齐齐。

余念新没多安慰，只把情况记清楚，又问了村里地主的情况——杨家塬就一个地主，姓刘，以前占了村里一半的好地，1942年减租后，退了些地给农户，现在还剩十多亩。

老杨说：“刘地主现在不敢明着多要租子，可会耍心眼，比如借种子给农户，要按‘借一还二’算，这其实就是高利贷，只是没明说。”

一下午走了十多户，情况大差不差：劳力少、地不好、粮不够，还有几户被地主的“暗债”套着。余念新发现，村民一开始都拘谨，怕说多了惹麻烦，后来见他们只记录不指责，还帮着算“减租后该少交多少粮”，慢慢就放开了。

有个老汉甚至拉着他说：“要是政府能帮着立个规矩，把互助组固定下来，再管管地主的暗债，我们就敢多种地了。”

傍晚，调查队歇在老杨家。晚饭是红薯粥就着腌萝卜，这是边区农村的常饭，干部们也没特殊待遇。

吃过饭，罗指导员召集大家整理数据。有个年轻干部说：“多数农户都缺劳力，光靠自家肯定不行，得把互助组搞起来，还得盯着地主的暗债，不能让他们钻空子。”

余念新接着说：“可以先搞固定互助组，按户组队，每户出多少劳力、种多少地，都提前说好，记在本子上，免得以后有纠纷。

而且得让村里信得过的人牵头，比如老杨，他是党员，又搞过临时互助组，村民都服他。另外，地主的暗债得上报乡上，按边区的规矩，借种子不能要利息，得让他们把多要的粮退回来。”

罗指导员没立刻说话，翻了翻手里的记录，过了会儿才说：“你这想法可行，跟边区政府的思路对得上。去年年底，边区就号召‘组织互助组，巩固减租成果’，只是塬搞个试点。”

夜里，余念新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看到的情况，跟他穿越前了解的历史完全对上了——1944年的延安周边，减租减息政策虽已推行，但基层落实有偏差。

大生产运动虽提振了士气，但农村劳力短缺的问题没解决。互助组是个好办法，可缺组织、缺信任，要是能把这两层窗户纸捅破，不仅能多打粮，还能让村民更信边区政府，为以后的土改铺好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