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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公传赵德芳的空心秤(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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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公传里的真事,道的是人心隔肚皮,因果不饶人。

“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

这诗听着满是颓气,可字字都戳中了世人的困惑。您想啊,街坊邻里若有那偷奸耍滑的,反倒家宅殷实;若是有那老实本分、见人落难就伸手帮衬的,偏就过得紧巴巴。久而久之,难免有人叹一句“上天无眼”。可这老天爷真就闭着眼不管不顾吗?非也非也。今儿个咱们要说的这位赵德芳赵老员外,就是把这“糊涂账”算到了自己头上,差点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最后才明白因果二字的分量。

话说南宋孝宗年间,江南常山县有个赵家庄,庄东头那座青砖黛瓦、门楼挂着“德馨堂”匾额的宅院,便是赵德芳的家。这赵德芳在常山地面上,那可是跺跺脚都能震三分的人物。不是说他在官府有什么靠山,纯粹是家底厚得惊人——良田千亩,从庄南一直连到十里外的落马坡;宅院是三进三出的大院,前院栽着梧桐,中院种着牡丹,后院还有个小池塘,养着红鲤;家里使唤的仆妇丫鬟加起来足有二十来个,就连看大门的老仆,穿的都比寻常农户体面。赵德芳出门更是排场,八抬大轿前呼后拥,轿帘是苏绣的山水,轿杆是上等的楠木;进门便是山珍海味,顿顿离不开鸡鸭鱼肉,就连漱口的水,都得是刚烧开晾温的花茶。可谁能想到,这位风光无限的赵员外,三十年前还是个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喊着“针头线脑、胭脂水粉”的穷小子?

赵德芳发家的诀窍,说穿了不值一文,却也阴毒至极——全凭一杆特制的空心秤。这秤乍一看跟寻常市秤没半点差别,红木秤杆油光锃亮,黄铜秤砣磨得发亮,秤星是用细铜丝嵌的,密密麻麻排列得整整齐齐,任谁看了都得说一句“好秤”。可只有赵德芳自己知道,这秤杆中间是空的,里面藏着一小截水银柱,还安了个不起眼的小机关,就藏在秤杆末端的铜套里。买人家东西时,他看似漫不经心地摩挲秤杆,实则悄悄拨动机关,把水银往秤头挪,这般一来,一斤的东西能称出一斤半的分量,明明给了一斤的钱,却能多拿半斤货;等到卖给别人时,再反手拨动机关,让水银滑到秤尾,一斤的货称出来只剩六两,买主付了一斤的钱,拿到手的却差着一大截。就靠这“买多卖少”的鬼伎俩,赵德芳从几分钱利润的针头线脑做起,慢慢倒腾起布匹、粮食,再后来开了粮铺、布庄,几十年下来,硬生生攒下了这份泼天的家业。这杆秤陪着他从青年到老年,红木杆被他的手摩挲得能照出人影,秤砣上都沾着他算计来的“油水”。

要说他这辈子最损的勾当,就得数十年前坑害江西王客商那回。那年江南大旱,地里的庄稼减产大半,就连棉花都收得少,市价一路涨到八钱银子一斤。有个从江西来的王客商,姓王名顺,带着三个伙计,拉了满满三辆马车的棉花,要在常山脱手。这王顺是个孝子,老母亲在老家得了肺痨,常年卧病在床,就等着卖了棉花凑钱请大夫;家里还有个七岁的娃,也盼着爹卖了钱回去买笔墨纸砚。王顺一路风餐露宿,走了半个多月才到常山,本想着能卖个好价钱,却偏偏遇上了赵德芳。老赵那会儿刚开了家布庄,正缺棉花,见了这三车雪白的棉花,眼睛都亮了。他先是假意热情,拉着王顺的手就往酒楼里让,“王兄弟一路辛苦,先喝几杯解解乏,生意的事不急”。酒席上,赵德芳把王顺捧得高高的,又是夹菜又是倒酒,说“江西的棉花就是好,绒长质细,做出来的布准保抢手”,把王顺哄得晕头转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才慢悠悠提价钱。王顺报了八钱银子一斤的市价,赵德芳立马皱起眉头,“哎呀王兄弟,这价钱太高了,我这小本生意可承受不起”,就这么磨磨蹭蹭讨价还价了一个多时辰,才“勉为其难”地说“看在兄弟投缘的份上,我吃亏点,就按八钱收,不过咱丑话说在前头,得用我家的秤过磅,我这秤是老掌柜传下来的,准得很”。王顺想着能卖够钱给老娘治病就行,也没多想,就点头答应了。

可他哪里知道,这一答应,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赵德芳让人把那杆空心秤抬出来,叫了两个身强力壮的伙计过磅。第一车称完,赵德芳喊了声“二百六十五斤”,王顺当时就急了,“不对啊赵掌柜,我这车在老家称的是四百斤整啊”。赵德芳脸一沉,“王兄弟这话说的,是信不过我还是信不过我这秤?你瞧瞧周围这些乡邻,谁不知道我赵家的秤最准?”周围看热闹的都是赵家庄的人,要么租着赵家的地,要么在赵家的铺子里当伙计,谁敢帮外乡人说话?一个个都低着头,假装没听见。第二车、第三车称完,加起来才八百多斤,比王顺自己称的少了整整三百多斤!王顺急得眼泪都下来了,拽着赵德芳的袖子哭求,“赵掌柜,这棉花是我娘的救命钱啊,您再称一遍,肯定是秤错了”。赵德芳却倒打一耙,一脚把王顺踹开,“你少在这撒泼!我看你这棉花里掺了沙土,又吸了潮气,能有这个数就不错了!要么按这个数结账,要么你就拉走,别在我这儿耽误事!”王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三个伙计也都是老实人,急得直跺脚却没半点法子。最后没办法,只能捏着少得可怜的银子回了江西。可这点钱根本不够给老娘治病,老母亲见儿子空手而归,急火攻心,没过俩月就咽了气。王顺悲痛欲绝,又想起自己一路上受的委屈,积郁成疾,染上了风寒,没钱请大夫,就在村口的破庙里咽了气。最后还是庙里的老庙祝看他可怜,找了块破席子裹了,埋在了庙后的荒坡上,连块墓碑都没有。

这事刚过的时候,赵德芳压根没往心里去,只当是生意场上的寻常算计,还跟家里的伙计炫耀“那江西佬就是个傻子,不坑他坑谁”。可随着年纪渐长,尤其是到了六十岁那年,三个儿子都成了家,他在“德馨堂”大摆寿宴,宴请了常山地面上所有的乡绅富户。看着满堂儿孙绕膝,宾客们举杯祝寿,赵德芳一时风光无限。可等到宴席散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突然,王顺临死前那张蜡黄的脸,带着两行眼泪,直直地出现在他眼前;紧接着,又浮现出那些被他坑过的人——有个卖米的老太太,提着半袋米来卖,被他少称了二两,老太太蹲在粮铺门口哭,说这米是给生病的孙子熬粥的;还有个卖布的小货郎,被他坑了一匹布,坐在路边抹眼泪,说那是给未婚妻做嫁衣的布料。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似的在他脑子里转,越想越觉得心里发慌,后背直冒冷汗。他摸了摸枕头底下的银锭,往日里沉甸甸的银锭,今儿个却觉得像烙铁一样烫手。这一夜,赵德芳睁着眼睛到天亮,窗外的鸡叫了三遍,他才长长地叹了口气,心里有了个主意。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赵德芳就把三个儿子——大儿子赵大宝、二儿子赵二宝、三儿子赵三宝,都叫到了前堂。三个儿子睡眼惺忪地来了,还以为爹有什么好事吩咐。赵德芳却让人把那杆用了三十年的空心秤取了来,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这秤杆红木的质地,被岁月磨得油光发亮,秤砣上的铜绿都透着陈旧的气息。赵德芳指着秤,声音有些沙哑地对儿子们说:“你们都过来瞧瞧,咱赵家这千亩良田、三进宅院,还有城里的粮铺布庄,全都是靠这杆秤挣来的。”他顿了顿,伸手摩挲着秤杆,“买的时候,二十两能当一斤用;卖的时候,十四两就敢说是一斤。这里面的水银,浸着多少人的血汗,你们知道吗?江西的王顺,就因为这杆秤,老娘没了,自己也死在了破庙里;还有那些被咱坑得家破人亡的,哪一个不是被这秤害了?我活了六十年,赚了金山银山,可夜里睡觉总做噩梦,梦见那些被坑的人来找我索命。我赚了钱,却亏了良心啊!”说到这儿,赵德芳的声音都哽咽了,“从今日起,咱赵家再也不做这瞒心昧己的生意!这杆害人的秤,不能再留着了!”

话音刚落,赵德芳抄起旁边立着的石锤——那本是用来砸核桃的,分量足有十几斤重——照着秤杆就砸了下去。“哐当”一声脆响,红木秤杆应声断成两截,藏在里面的水银顺着裂口流了出来,在八仙桌上聚成一小滩,亮晶晶的,像一颗颗毒珠子,还带着股金属的寒气。三个儿子都看傻了,大儿赵大宝最先反应过来,急忙上前拦住:“爹!您这是干啥啊!这秤是咱家的传家宝,是发家的根本啊!砸了它,往后铺子里的生意咋做?少赚多少银子啊!”赵德芳眼一瞪,把石锤往桌上一墩,“赚多少银子能买个良心安?!凭本事赚钱,哪怕一天只赚三文钱,夜里也能睡个安稳觉!总比拿着这杆毒秤,天天做噩梦强!”说着,他又举起石锤,对着断成两截的秤杆“哐哐”又砸了几下,把秤杆砸得粉碎,连嵌在里面的铜丝秤星都崩了出来。随后,他让人拎着那枚黄铜秤砣,扔到了庄外的大河里,看着秤砣“扑通”一声沉下去,才松了口气。三个儿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再说话,心里却都觉得爹是老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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