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9章 赵玮推行宪政改革：君主立宪深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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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广开言路，下情上达。

在现有咨议局基础上，于北京设立‘资政院’，暂为咨询机构，由各省按额推举士绅、商贾、学者代表组成，有权审议国家岁入岁出、律法草案，并可上书言事，监督百官。

同时，完善《大宋公报》等官报体系，允许民间在律法范围内办报，言之有物者，不罪。”

赵玮每说一条，殿下的骚动就加剧一分。

这已不是简单的“变法”，这几乎是在重构大宋运行了两百多年的权力结构！虚君？宪章？议会（资政院）？

这些概念，对许多习惯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式官僚来说，不啻于惊雷。

“陛下！”

这次出列的是户部尚书，他脸色发白，“如此……如此则君权旁落，内阁权重，倘遇权相，岂非汉末故事重演？且资政院若成，士农工商混杂议事，成何体统？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

质疑声此起彼伏，大多围绕着君权、相权、祖宗成法、士人特权等核心问题。

赵奢站在文官列首，一直沉默不语。

他知道，这是父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也是大宋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必然选择。

疆域太大，事务太繁，技术革新太快，旧有的中央集权、皇帝乾纲独断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父皇此举，是要在自己还能掌控大局的时候，主动为帝国设计一套更稳定、更具弹性、更能适应未来发展的制度框架，避免“人亡政息”或者后世出现庸君暴君导致国家动荡。

面对质疑，赵玮并未退缩，反而展现出罕见的耐心与雄辩。

他引经据典，从周朝的“国人议事”，到汉代的“廷议”、“刺史”，再到唐代的“政事堂”制度，论证华夏自古便有“共治”传统。

他又结合大宋现状，指出没有制度保障，明君之后难免出现昏君，贤相之后难免滋生权奸，唯有将权力关进“宪章”的笼子，以明确的规则来运行，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诸卿，”赵玮最后总结道，目光扫过每一位大臣，“朕此举，非为削诸卿之权，实为保大宋万世之业。

宪政之行，君权稍抑，而国体愈固；相权有制，而政务愈清；民智得开，而民心愈聚。

今日之大宋，东有银山，西通商路，南括重洋，北镇大漠，更有汽车驰于陆，电波传于空，飞船（指热气球、滑翔机）翔于天，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若无与之相应之制度，何以驾驭？何以持久？”

他再次举起诏书，声音斩钉截铁：“《大宋绍统宪章》编纂委员会，即日成立！太子赵奢，任总监修！王荆公、韩世良、宋应星等，为副监修！各省咨议局，速推举通晓时务、德才兼备之代表入京！改革之事，朕意已决，诸卿当体朕心，共襄盛举，勿复多言！”

“陛下圣明！臣等遵旨！”以赵奢为首，大部分官员，尤其是年轻和务实派的官员，齐声应诺。

他们或许不完全理解宪政的所有内涵，但他们看到了皇帝改革的决心，也隐约感觉到，这或许是让大宋跳出历史周期律、真正走向“万世”的关键一步。

那些持反对意见的老臣，见皇帝意志如此坚决，太子与多位重臣也明确支持，深知大势已去，只得喏喏而退，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诏书正式颁布，以邸报、官报的形式，迅速传遍全国。

一时间，朝野震动，舆论哗然。

支持者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开千古未有之局，立万世太平之基”；反对者忧心忡忡，斥之为“以夷变夏，动摇国本”；更多的中间派和普通百姓，则是在惊愕与好奇中观望。

但无论如何，在绍统二十五年这个春天，由皇帝赵玮亲手推动的、一场旨在限制绝对君权、明确法律规则、扩大统治基础、适应工业化与全球化新时代的“宪政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

大宋这艘古老的巨轮，在经历了技术的狂飙突进和疆域的急剧扩张后，开始尝试调整其内部的政治舵盘，向着“君主立宪”的深水区，缓缓驶去。

未来的航程是风平浪静，还是暗流汹涌，无人能够预料。

但变革的序幕，已然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