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7章 破高丽亲蒙派，扶亲宋派（1/2）

张俊水师袭扰蒙古沿海、焚毁船厂的消息，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不仅吹皱了东海万顷波涛，更将震荡传递到了与大陆一衣带水的朝鲜半岛。

此刻的高丽王国，正深陷于内忧外患与艰难的国策摇摆之中，犹如惊涛骇浪间的一叶扁舟。

自蒙古崛起以来，高丽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蒙古铁骑的兵锋，早已掠过辽东，其威势直逼半岛。

高丽内部，对于如何应对这头北方巨兽，分裂成了立场尖锐对立的两派：

亲蒙派，以权臣崔瑀（后世多称崔怡）及其把持的武人政权为核心。

他们慑于蒙古强大的武力，认为抵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主张彻底臣服蒙古，接受其苛刻的“内属”条件（包括称臣、纳贡、助军、置达鲁花赤监国等），以换取王朝的苟延残喘和王室贵族的性命财产。

崔瑀一派掌控着高丽军权和中枢要职，势力盘根错节。

亲宋派，则以一部分深受儒家华夷观念影响的文臣、地方儒绅、以及部分不甘受制于武人和蒙古的宗室为代表。

他们怀念与宋朝长期存在的宗藩情谊与文化渊源，视蒙古为“夷狄腥膻”，内心抵触其统治。

然而，在蒙古军事压力下，这一派势力相对弱小，且缺乏强有力的武力支撑和外部奥援，多处于蛰伏或边缘状态。

而高丽国王王皞（高宗），则是一个夹在两派之间、备受煎熬的弱势君主。他既不愿祖宗基业彻底沦为蒙古附庸，又无力抗衡崔瑀掌握的军队，更无力抵挡蒙古可能的入侵。

多年来，高丽在对蒙关系上屈辱退让，称臣纳贡，甚至被迫将太子（后来的元宗）送往蒙古为质，国内反抗蒙古的起义亦遭残酷镇压。

但同时，高丽与南宋之间，仍保持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隐秘的联系，海上商路未绝，文化交往犹存。

张俊水师北上袭扰成功的消息，通过海商、使节等渠道，迅速传到了高丽。

这消息，如同一块投入死水的巨石，激起了千层浪。

亲宋派人士犹如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丝微光。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南朝并未如一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奄奄一息，反而仍有能力组织强大的水师，跨海远征，打击蒙古！

这意味着，在北方陆上强权之外，海洋方向还存在着一支可以倚重、至少能牵制蒙古的力量。

若能与南宋重新建立稳固的联系，获得其支持，或许就能增加对蒙交涉的筹码，甚至改变国内亲蒙派一手遮天的局面。

而以崔瑀为首的亲蒙派，则感到了不安与恼怒。

宋军水师的活跃，证明了蒙古在沿海并非无懈可击，这可能动摇他们“蒙古无敌，唯有臣服”的理论基础。

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高丽内部的反蒙势力会借此机会死灰复燃，挑战他们的权威。

崔瑀等人一方面加强对内监控，压制任何“联宋”的言论，另一方面则试图向蒙古主子表忠心，可能计划进一步配合蒙古，甚至提供基地，协助蒙古组建水师，以对抗南宋的海上威胁。

就在高丽朝堂暗流汹涌、亲宋派急切寻找外援而亲蒙派意图进一步倒向蒙古的关键时刻，南宋的使者，携带着太上皇赵构的密旨和太子赵玮的正式国书，乘坐着伪装成商船的快船，悄然抵达了高丽西海岸的某些秘密港口，与高丽亲宋派势力取得了联系。

使者带来的信息明确而有力：

1.展示实力：详细说明了张俊水师的成功袭击，强调大宋水师的力量及其打击蒙古沿海的能力，证明大宋并非坐以待毙，仍有强大的反击和牵制力量。

2.表明态度：重申大宋视高丽为“礼仪之邦”，念及“二百年宗藩之谊”，对高丽目前受制于蒙古的处境表示“理解和同情”。

3.提出条件与支持：明确表示，只要高丽愿意脱离蒙古控制，重新向大宋称臣纳贡，恢复传统宗藩关系，大宋愿意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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