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小狗的故事（1/2）

陈老头的手推车轱辘发出吱呀吱呀的哀鸣，一如他弯下腰时骨头的声响。清晨五点十五分，小区还在沉睡，只有他和他的推车在淡灰色的晨光中移动，像一艘慢船划过静默的海洋。

他熟悉这条路线胜过熟悉自己手心的纹路。三号楼门口的蓝色垃圾桶常有矿泉水瓶，七号楼下的回收箱是杂志和旧报纸的聚集地，十二号楼边上那棵梧桐树下，总有人扔下不再需要的玩偶——偶尔，他会捡一两个还算完整的，洗净晾干，放进他那不到十平米的小屋的窗台上。

今天他照旧沿着围墙根慢慢搜寻，这是最后一站，然后就能回家煮粥。围墙根下散落着几个纸箱，他弯腰用铁钩子拨弄，估算着它们的重量和价值。就在此时，其中一个稍大的纸箱动了一下。

陈老头后退半步，推了推老花镜。纸箱又动了一下，伴随着极其微弱的嘤咛。他犹豫片刻，用钩子挑开了纸箱的盖子。

三只小狗蜷缩在一起，浑身湿漉漉的，不知是露水还是别的什么。最小的那只黑色的一动不动，另外两只黄色的小东西呼吸微弱，肚皮几乎看不出起伏。箱底垫着些脏污的碎布和干草都有些潮湿。

“造孽哦。”陈老头摇头，声音轻得像是在对自己说话。

他蹲下身，伸手探了探小黑狗的鼻息，已经没了。另外两只小黄狗勉强睁开眼睛，眼神浑浊，几乎连发抖的力气都没有。十月的清晨已经有些冻人，它们的小鼻子都是冰凉的。

陈老头四下张望，小区空无一人。他看了看手推车里积攒了一早晨的纸壳，又看了看纸箱里奄奄一息的小生命。

“造孽。”他又说了一遍，这次声音大了些。

他小心翼翼地将小黑狗的尸体挪到一旁，用几片落叶轻轻盖住；接着，他脱下自己洗得发白的外套，把两只小黄狗裹起来；最后，他把它们揣进怀里，贴着自己仅穿一件薄毛衣的胸口，头也不回地朝小区外的宠物医院走去。手推车和纸壳都被他留在了原地，孤零零的，像被遗弃的堡垒。

“能救活吗？”陈老头问宠物医院的年轻医生，声音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期待。

医生检查着两只小狗，眉头紧锁：“严重脱水，营养不良，体温过低。这只情况更糟，可能有细小病毒。治疗需要费用，而且不能保证一定能救活。”

“多少钱？”

“初步治疗和检查，大概八百。后续治疗看情况，可能要两三千。”

陈老头沉默了一会，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新旧不一的钞票。他数出八百元，递给医生：“先救着，不够我再去取。”

医生有些惊讶地看着他——陈老头是医院的常客，不过以前都是来卖纸壳的，医院堆积的纸箱总会留给他。

“陈大爷，您确定吗？这些钱够您收好几个月的纸壳了。”

“生命无价。”陈老头说了这四个字，就不再言语。

医生不再多问，抱着两只小狗进了治疗室。陈老头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他的毛衣胸口处还留着小狗身上的污渍，但他似乎并不在意。

等待的时间里，他想起了四十多年前，他也曾这样坐在医院走廊里，等待妻子生产的消息。那时他年轻力壮，相信生活总会越来越好。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却因大出血去世。他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儿子很有出息，去了国外工作，一年打不来几次电话，汇来的钱他都存在银行里，几乎不动。

“如果能救活，就叫它们平平和安安吧。”陈老头喃喃自语。

“您说什么？”路过的小护士问。

“没什么。”他摆摆手，耳根微微发红。

三小时后，医生走出治疗室：“暂时稳定了，但需要住院观察。那只稍大一点的应该能活下来，小的那只...只有五成把握。”

陈老头点点头，付了钱，留下姓名和那个几乎从不使用的电话号码，离开了医院。

回到家，他煮了粥，就着咸菜吃完，然后出门推回他的手推车。小区里有人听说他救狗的事，纷纷送来旧报纸和纸壳，还有人拿来不穿的旧衣服，说可以给小狗做窝。

“陈大爷，您真是好心人。”住在五号楼的李阿姨说。

陈老头只是笑笑，不多言语。

晚上，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没接。他留了言：“我挺好的，你忙你的。”

第三天，医院打来电话，说小的那只情况恶化，需要紧急手术。陈老头二话没说，去银行取了钱。这次他付钱时，手微微颤抖——那是他攒着准备换新电视的钱。

手术成功了。两只小狗都活了下来。

一周后，陈老头去医院接小狗。它们看起来精神多了，虽然是同一个品种，但仔细看能分辨出差异：稍大一点的眼神温顺；小一点的左耳有一小块缺口，像是被什么咬过。

“平平，安安。”他轻声呼唤，两只小狗摇着尾巴，舔他的手指。

宠物医院送了他一些狗粮和宠物用品，陈老头没推辞，抱着两个小生命回家了。

他的小屋从此多了两个居民。平安和喜乐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也适应了陈老头的生活节奏。每天清晨，它们陪着他收废品；傍晚，它们在他的小院里追逐嬉戏。陈老头用捡来的木板给它们搭了个小房子，铺上热心邻居送的旧毯子。

生活似乎没什么变化，又似乎一切都变了。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