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四卷辫子的千年与一瞬（1/1）
清代，这账簿便添了格外清晰、也格外沉痛的一页。这一页，不止于易服剃发，不止于“留头不留发”的恫吓，乃是在筋骨里与精神上，完成了一场空前绝后的“驯化”。先前所谓“主人”与“奴隶”的分别，多少还隔着一层“道统”或“华夷”的纱幕；到了此时，这纱幕被一把撕去，露出赤裸裸的、以征服者自居的“主子”面目，与被刻意塑造、且日趋自觉的“奴才”魂灵。
这“主子心态”，起初是写在屠刀与法令上的。但它最高明的法术，不在杀戮，而在“驯养”。它深谙一个秘诀：要折断一个民族的脊梁，单靠毁其衣冠是不够的，须得先废黜其精神里的“革命”本源。何谓“革命”本源？是《易经》里“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那点堂堂正正的道理，是孟子所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那股不容侵犯的浩然之气。这气脉，是华夏历朝更迭、自我鼎新的一口元气。而他们做的，便是用二百六十年的光阴，将这口元气一丝丝地抽去，换上一口驯顺、麻木、以“莫谈国事”为生存智慧的“活气”。
于是我们便看见了这样的奇观：那坐定了江山的“主子”，一面将“朕即国家”四字奉为圭臬，视天下为私产；一面却大谈“满汉一体”，仿佛那血肉模糊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从不曾存在。这并非宽厚，实乃一种更高明的统治术。先前朝代的君王，尚需假借“天命”与“民心”的威仪；此时的“主子”却直白地宣告：尔等的生死荣辱，本不在天，不在民，只在我一人的好恶之间。这便从根柢上，取消了被统治者“革命”的正当性——你反抗什么？反抗“王法”么？“王法”本就是我立的。反抗“暴政”么？这天下本就是我打来的私财，如何处置，与尔等何干？所谓“造反”，便从“吊民伐罪”的义举，被贬损为“犯上作乱”的私罪，话语之权，尽行褫夺。
这便是“奴性王朝”的底细。它造成的恶果，不只在朝堂的腐败与武备的废弛，更在万民精神上的普遍颓败。昔日的士大夫，尚能以“道统”抗衡“治统”，以“致君尧舜”为己任；到了此时，多数却只钻研起考据与八股，将那点聪明才智，尽数耗在为主子“帮忙”或“帮闲”的“盛世”幻梦里。帮忙的，成了稳固其江山的“柱石”；帮闲的，则吟风弄月，粉饰太平。待到末世，帮忙的本领既已不济，帮闲的也只剩了“扯淡”——这便是从骨子里丧失了创造力与进取心的明证。
所以，我们看晚清的种种“起义”，便觉得格外憋闷，少有慷慨，多是踉跄。太平天国的洪杨诸人，甫一得势，模仿的仍是那套君君臣臣的腐朽排场，内部倾轧，比之旧朝犹有过之。他们反的是“清妖”，心中向往的，却是另一个自家坐定的“小朝廷”。这哪里是革命？分明是旧戏的重演。又如各地会党，口号虽是“反清复明”，那“明”究竟是什么？恐怕自己也渺茫得很，只剩下些江湖义气与私仇泄愤。革命的本源——那种为公义、求新生的“浩然之气”——早已被抽干，剩下的行动，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注定涣散与失败。鲁迅先生后来冷眼看出，“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这乱麻似的循环，其病根，早在革命之前，便由那奴性王朝种下了。
更可怖者，是这“主子-奴才”的结构，竟生出一种奇异的“复制”与“传染”之力。那被压抑的“奴隶”，一旦得了些许空隙，不是去想如何拆毁这牢笼，而是急切地想去模仿“主子”，对更弱者行使那刚刚习得的权威。这便形成了层层相压的“奴性之塔”。人人恨“主子”，人人却又想成为“主子”；人人鄙夷“奴才”，自己行事却脱不了“奴才”的思维。这便是鲁迅先生毕生所痛心疾首，所要“烛幽”、“执滞”的“国民的劣根性”之一大源头。它让整个国家失了朝气，像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面的人，快要闷死了，也只是在昏睡中渐渐消亡，连一声像样的呐喊也发不出来。
今之所谓“满遗”心态，其最可鄙处，并非在追念某个族裔的王朝，而在不自觉地眷恋那种“主子-奴才”的秩序本身。他们追慕的，或许是那“天朝上国”的虚幻荣光，但骨子里认同的，往往是那种不容置疑的威权，以及与之配套的等级森严。他们将那造成民族精神萎顿、近代中国积弱的根源，加以浪漫的粉饰，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帮闲”，乃至“扯淡”？他们不敢直面那王朝将天下人（包括其本族普通民众）一并视为驯化对象的冷酷本质，只捡拾起几片浮华的旧梦残片，便沾沾自喜，这岂不是比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为可悲？因为阿Q的“胜利”尚出于无奈的自欺，而此种眷恋，则近乎主动的蒙昧了。
鲁迅先生尝言：面对那绵延二百余年的精神驯化与至今仍未散尽的遗毒，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热烈的憎”。要憎得明白，憎得透彻——我们所憎的，绝非某个兄弟民族，而是那套制造奴隶并使之安于为奴的专制体系；我们所亟需革新的，也绝非一朝一姓之号，而是那深入骨髓的、视反抗为罪孽、视顺从为本分的奴性文明。
唯有彻底认清这“奴性王朝”的真面目，我们才能理解，何以辛亥革命虽去其表，而其魂灵深处的幽灵仍时时徘徊；也才能明白，鲁迅先生何以将“改革自己的坏根性”视为比暴力流血更紧要、更艰难、更伟大的工作。这工作，至今仍未完成。那根无形的“辫子”，是否还悬在某些人的精神后头，遇风则动，遇强则伏呢？
我但愿这只是一个过于尖锐的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