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欠债的日子（1/2）

天亮得慢，像有人在门外慢慢磨着一把刀。窗外的天空灰得像没上妆的脸，楼下送早餐的电动车急促地来回，声音在巷子里回荡，像是别人的生活在催促。刘长河在床上翻了又翻，最后还是爬起来，手伸进被窝摸到那本账本——边角磨得发白，封面上有旧胶带的痕迹。他把它摊到桌上，台灯

昨晚的签字像是把一块冰塞进了他胸口，冰融的时候带出来的不是水，而是账单。他翻到最末页，那里几行数字像铁钉一样钉住他：垫付首笔八万已到账（甲方预付），预计后续赔偿与修复费用保守估价十五万，队伍流动与停工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三万，材料退换与保管费五千。算下来，如果一切按最乐观的情况走，他也得出借近十万才能把这事撑过去；最坏的情况更难看——保险不赔、甲方追偿，债务会被追到他头上。

他把笔放下，指尖抠住笔杆，像抠一种疼。小鲁昨晚在门口等他时，露出那种想哭又要硬撑的样子，老白抱着伤的那只胳膊，纱布下湿润的暗红，像是他胸口永远抠不完的洞。他想起那一夜老白抓着他的衣腕，说“哥，你别走”，那声音里带着信任，也带着恐惧。现在，这信任像一张单子背在他肩上，要人把活子扛下去。

工地停了。那意味着钱不会按原计划进来，材料商不会主动退货，工人的生活费、房租、孩子的学费都要他来想办法。跟兄弟们的约定还在：不拖工资。那句约定像两个人之间的手铐，绑得越紧，越要小心。

他起身洗脸，冷水冲在脸上，像清理夜里睡不着时堆积在眼底的灰。他没刮胡子，胡茬在下巴上投下细密的影子。厨房里只有一个小锅，昨晚他匆忙地从医院回来，没顾得上热饭，凑合了两包方便面吃了半碗，味道淡得像无力的回答。现在又得开始算钱，光是想到那个数字，他的胃就一阵抽紧。

门外小鲁来敲门，进来时背着个薄兜，脸色很硬，“哥，大家昨晚都回去了，问了问意思——有人说要先给老白家点钱安抚，咱们得把流程安排起来。老白那边要求先付十万，医药费他们看着多，怕后续拖着。”他说得快，像怕自己停下来就支不住。

刘长河闭上眼，手撑着椅背，“十万？我们哪来这么多。”

“我知道。”小鲁也低着头，“我昨晚上跟老白他老婆说了，先把八万用来把人救起来，后面咱们再跟甲方、律师沟通追责。可他们听了也糊涂，说先有钱马上就能安排治疗，也能让人们心安。”

两人一前一后站在小屋昏黄的灯光下，像两根柱子被风吹得吱呀响。现实像个老木匠，在他们肩上钉钉子，不声不响。刘长河拿出手机，盯着账本，指尖在数字上轻轻滑动。他想了很久，最后说：“把首笔八万的到账凭证和医院的具体费用清单先整理出来，先把这些资料交给律师，另外，把咱们队的账单、合同、现场照片都整理完。要是要追偿，证据必须在手里。”

小鲁点头，“我这就去叫老白他老婆配合，把医院账单拍下来，搬到你这里。”

他走了以后，刘长河坐回位子，手在账本上按了按边角。窗外下了小雨，雨声稀碎，像在安慰又像在催促。他打开抽屉，把那本早先放着的营业执照拿出来，灯光照在证上，字显得朴素。他想起成立之初的那个夜晚：几个兄弟围桌，举杯许愿，“再苦也做正经人。”现在他说的正经，和账本上的数字在拉扯——正经人要为谁正经？

早晨的日子过得很快，午饭也成了账本上的另一个项目：省一顿饭，能少几元；少一包烟，也能省上一点。工人们还在问工资。九点半的时候，老白的妻子和几个工友走到他的小屋门口，她们的眼神有些刺人，带着从绝望里挤出的希望。

“长河，钱到账了吗？”老白的妻子直接了当，声音里有些发颤，“孩子需要奶粉，医院要求先垫付部分。我们托着天花板过日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看能不能先给我们周转点，先拿出一部分。”

他看着她，想把桌上摆着的那张到账截图递出去，那八万里有他店里一块被甲方暂时垫付的钱，但不是全部能随他支配。有的款项还被项目部用作现场固定支出，动不了。他抬手把手机拿出来，打开银行界面，熟练地把转账页面点开，却又停住，像是手被什么东西拉住。

“小鲁，上来。”他把门轻轻掩上，声音低而沉。“先别急着问账，我现在去银行把首笔八万划过去，先解决医药费和临时补助。其他的我们再慢慢谈。”

老白的妻子听到这个承诺，先是一愣，然后像是被什么东西撑住了，眼神里露出一小片松动。她点点头，眼眶红了，说不出话来。

他出了门，雨后的空气凉得刺鼻，走到网点柜台前，填着表格，几分钟的时间像被压缩成了几个呼吸的宽度。那笔钱划出账户后，他坐在银行门口的长椅上，肩膀一阵软，像被风吹瘪。他突然觉得无力，像被人掐住喉咙后松手，气回不来。他把手指贴在胸口，那里有一股热和冰混合着向外蔓延——是责任和恐惧同时工作。

回到宿舍后，他把刚才的流水打出来，交给老白的妻子看，“先把这份记着，后面咱们按这条线走，任何款项都要有凭证，有收据。你也别总瞎急，急了不利于事情的程序化处理。”他声音虽然冷静，心里却在飘动。老白妻子把手按在流水单上，指尖贴着纸边，像在靠住某种保证。

下午，有两个材料商来催账。一个说那批刚到的石膏板不能退，已拆封，要求结清三千多元；另一个说工具押金一万要交还给供应商，不然要起诉。他在账本上划来划去，把每一笔都称了称，像称一个人的体重，一点点被拿起又放下。朋友里有几个贷款中介的电话开始冒出来，他们的语气既热情又刻意，像有人在夜里放置诱饵。

“哥，你要不要去找赵大军？听说他那边能周转一点。”有人建议，眼神里带着偷偷摸摸的希望。

他摇头，“不能。那路太脏，欠那种人情，很难还。”但他也知道，自己在账目的天平上左摇右摆时，那种“太脏”的人情有时是铁桥，能在河上拉过去。选择不去找，不代表桥不会被某天需要。

他开始动用了私人物品。把家里那台旧电视拿去当铺估价，老板看了半天，出价很低，说“能压点血本”。他又掏出几件工具，把比较贵的电钻、充电扳手放到市场上租卖掉，能换来几千块。每一件东西离开他手的瞬间，他都像失去一块保护自己生活的皮，他在心里数着工具的名字——那是他靠着做活才有的资本。

晚上，兄弟们集合在宿舍的小桌旁，大家的脸都写着疲惫。老白的妻子在旁边，孩子们靠在母亲怀里打着冷战。有人轻声说：“哥，这阵子真难。”有人又消沉：“这不就摊在长河头上了吗？你签了字，他就成了出口。”

他没有激烈的回应，只是把从当铺那边换来的三千多元平分了一些，先发了部分工资。工人的脸上露出一丝松动，那种松动里有感激，但也有不安——一分钱的缓解可以暂时暖手，但不能长久。有人把烟递过来，他接了却没点，只是把烟夹在唇边，像个句号。

深夜，他独自去趟医院。老白的手臂被厚厚包扎，但人还在打瞌睡，管子延伸着，机器“滴滴”声像有节律的心跳。他坐在床边，握住老白未包扎的那只手，手背的温度微凉。老白半睡半醒，眼皮抖动，喃喃说了句“哥，你别把功课丢了”。他说不出话来，只能在心里答应，答得像个孩子做错事后的哀求。

回宿舍路上，他经过那家小饭馆，老板抬头认出他，递来一碗热汤，说“多喝点，别凉着”。那一刻他差点哭出来，攥着碗边的手像一只抓紧稻草的手。他没有多答，只是默默喝着，汤里有葱花飘着，油油亮亮，像城市里的一点安慰。

夜更深了，窗外雨停了，空气里带着新洗过的味道。他把账本又摊开，灯光下字迹像检讨的痕迹。他开始做更具体的计划：联系律师，争取先冻结甲方部分结算金返还部分；联系当地劳动仲裁，准备在法律上争取分担责任的依据；保留现场证据，要求第三方机构检验电箱和线路；同时，他要把队员的工资放在首位——哪怕自己饿肚子，也不能让兄弟们没饭吃。

“哥，你为什么总是先考虑别人？”小鲁在床上翻身，半睡半醒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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