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失火的工地（2/2）
刘长河看着那封邮件，整个人像被抽空。“这是要把责任往我们头上推。”他低声道。他知道甲方会拿保险不赔作为筹码，逼着分包方先垫付。甲方的立场也好理解——他们要防止公关风波，要有人来承受损失，特别是当视频已经在网上转播，舆论紧盯，要求有人“处理责任、迅速赔付、公开道歉”。
接下来几天，工地的氛围更压抑。有人开始传言：长河队安全记录不全；有人匿名发帖说“某小队做活偷工”，有人在工地门口贴出了“本工程暂停一切热作业”的通知。更糟的是，老陈那边的律师发来邮件，要求各分包单位在48小时内提交完整安全及施工档案，否则甲方将以违约为由要求承担全部赔偿并终止合同。这一函逼得所有小队连夜去找各自的资料，但大多数都找不到那张签字的热作业审批单，因为那天下午是匆忙指派的临时负责人签的名字，纸张在混乱中被遗失。
舆论也没有放过他们。微信群里有人把视频截成GIF，配上尖刻的文字，转到朋友圈，流量滚动式放大。有人私信他，问这事是不是“包工头又作死”。他看到那些文字，眼里有热意冒上来，他的手在手机上按按，想回应，又怕言多必失。更多的电话是甲方要款项、律师要资料、工友担心工资发放问题。夜里他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是老白被抬上救护车的画面，是房东太太临走时的话语，是他和兄弟们围桌而立的那次誓言：不干黑心活。他开始怀疑——“不干黑心活”是不是只是一句口号，在现实面前会被撕开又被压缩成毫无力气的符号。
老白的家属找上门了。那天黄昏，医院门口冷风瑟瑟，老白的妻子抱着孩子，眼眶红得生疼。她们要钱，要话，也要个说法。刘长河站在病床旁，老白被输液，脸色苍白，他不知说什么才好。老白的手指在被纱布缠住的窗口微微颤抖，像小小的旗子。他听不清老白轻喃的字句，只觉得一种沉甸甸的歉疚像铁块压在胸口。赔偿的金额、医疗的费用、今后的康复需要，所有的数字像黑字在他脑中跳动，他翻开账本，钱真的不多。那份“先拿出代垫”的勇气，今天像一把反向的刀，割在他的脸上。
保险公司的不赔让甲方更有底气。项目部的人来和他谈话，语气从客气到冷淡：“长河，这事对甲方影响大，我们得有个方案。原则上，你们先垫付医治和现场损失，等后续我们把理赔结清再论。你要考虑清楚，不然我们只能暂停你们的工程结算。”他的话像铁锤，一下扣在他心上。
“垫付？”他听着，胸口一阵发紧。“我这队里，今天发不了工资怎么办？我也没有那种现金流。”他忍着声音颤抖，“我没有这钱。”
对方沉默了一下，“那你考虑一下，我们这边会把法律团队介入，看看哪些责任在上游，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发生。但现在首先得解决受伤人员的医疗问题和现场的稳定。你看看能不能先做个善后，至少让人安静。”
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合同和保证函，像是把一个陷阱放在自己手里。他心里一边是对老白的歉疚，一边是对兄弟们生活的担心，一边是对队伍名声的保护。他知道自己如果拒绝垫付，舆论会更偏向甲方——“看，谁要小队垫付，谁就要背锅。”如果他答应，说明天可能就会没有钱运转，队员的工资发不出，兄弟们也会四散。
那夜，他一反常态的没有把事全盘托付给沉默的痛，而是把文件、账本和那封保险的邮件摊在桌上，一页一页看。窗外的灯光稀疏，城市的声音像远处的海浪，来来回回。他想到房东太太临走时的那句话：“孩子，你会有出息。”出息在此刻听起来像一个遥远的承诺，与现实的账本有着不可调和的距离。
他终于决定去找赵大军。不是因为他期待盟友，而是因为赵大军有些“关系”，传闻他常在材料市场有人脉，手头能临时筹钱，也许能帮一把。到了赵大军的小店，门口挂着几串烤串，油烟味浓，老板见到他眼睛闪了一下，笑容里透着试探。
“来啥事？”赵大军问。
刘长河把账说了一遍，没有渲染，也没有乞求，只把事实摆出来。赵大军听完，脸上先是沉了沉，然后突然笑了笑：“你这事儿，麻烦不小。老实说，垫付这件事很多包工头会顶不住。要不要我去给老陈那边说说，帮你们协调下，聊钱的事，当然——我也要点费用。”他的语气里既诚恳也冷峻，像个做着脏活的人在讲规则。
“多少？”刘长河压低声音。
赵大军把手一摊：“先把用的现金拿出来，其他的我去找人周转。你若真相信我，我也能给你介绍个暂时能拿钱的人。只是这事一旦有人牵线，代价不小。”他说得很随意，却像一句宣判。
刘长河盯着他，心里一沉。他知道走这种路意味着什么：欠人情，背债，必须付出更多，可能包括名誉。他想起同伴们的脸孔，想起老白怀里孩子的模样，想起那晚围桌的誓言——“咱们再苦，也要做正经人。”他觉得这句话像被揉碎了又重新黏在口里，但味道已经不同。
他摇头，“我先想想。”
回来的路上，夜色很深，街灯下他的影子被拉长又压扁。他的手机又亮了，是陈珊的消息：“老陈问了，甲方那边可能会暂缓发放结算，请注意你的财务。”消息的最后还有个问号，像是在等他的反应。刘长河看着文字，手在口袋里拳起又松开。他知道这场危机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像一团火，烧毁的可能不仅仅是一堵墙或一只手臂，而是他刚搭起的那个脆弱的网。
深夜里，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不断有一个场景重放：老白在担架上，嘴唇苍白而动。他想去医院，想去跟老白说些什么，想去跟老白的家属保证什么，但他说的每一个承诺都像一张空头支票。他感觉自己被夹在多个冲突中：职业道德和现实账单、群体信任和法律文书、昔日誓言和今日舆论。他不想退缩，但也知道，前路已经没有那条直而宽的路了。
凌晨一点多，他的手机又亮了——是一条短视频链接。点击后，画面里是工地火光的更近视角，有人在镜头前指着一个箱子：“你看，这个临时电箱就是问题，你们看这接头……”画面迅速被多处转发。管呢？”“这样的包工头不得治？”还有人加了地址和拼音。他的心像被刀划了一下，冰冷直透脊背。
他关了手机，眼睛望着天花板，薄薄的光线透过窗帘像利刃。他脑中有一个念头不断打转：如果保险不赔、甲方要求垫付而他又无力，工队会散、兄弟会离、老白会继续躺在医院，而所有的“正经人”誓言，都可能被现实一点点啃掉。明天，也许会有人来敲他的门，不是来给他鼓励，而是来要他负责。
他翻身，闭上眼，却怎么也睡不稳。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像是有人不停地轻声问他：“你准备怎么办？”他不知道。夜色厚重，像一张没翻完的账单，字字碍眼。
窗外远处，有警车驶过的灯光，把天切成一条条的红白线。手机乱响，像是有人在不停地敲打他还未修补的门。就在他以为自己可能会被这场火吞没时，手机屏幕上又跳出一条信息，发件人并不熟悉，只有一句话：
“我们可以谈谈合作的法律与保险方案，周一见面吗？”
消息下没有署名，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他盯着那行字，心中忽然升起一种复杂的希望与怀疑：是救命的绳索，还是另一种交易？他把手机放在胸口，听着自己的心跳在黑夜里一点点稳下来，又一点点慌乱。房间的灯影在墙上摇动，像人影，也像火光。下一步，他不得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