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沙头角探秘，商机初现（1/2）

七月十九日清晨，深圳的天空飘着细雨。沈知秋和顾怀远拿着外经委开的介绍信，坐上了前往沙头角的班车。

车子颠簸在泥泞的土路上，窗外是典型的岭南水乡景色：鱼塘、蕉林、荔枝树，偶尔能看到正在施工的工地，红色的标语牌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后来闻名全国的口号，此时已经在这里悄然流行。

“看那边。”顾怀远指着窗外一片工地，“听说那里要建一个工业区，主要做来料加工。”

沈知秋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工地上塔吊林立，工人们正在忙碌。虽然规模还不大，但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已经透露出这个地方的未来。

一个小时后，班车到达沙头角镇。这里比深圳市区更显破旧，但有一种奇特的活力——街道两旁挤满了小店铺，招牌上写着中文和英文，有的还写着繁体字。行人穿着各异，有穿中山装的内地人，有穿西装的香港人，还有穿着花衬衫、喇叭裤的“时髦青年”。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条着名的“中英街”——一条不到十米宽的小街，一半属于深圳，一半属于香港。街中间立着一块界碑，两边店铺林立，人来人往。

“这就是‘一街两制’。”顾怀远轻声说，“听说在这里买东西，既可以用人民币，也可以用港币。”

两人沿着中英街慢慢走。深圳这边的店铺主要卖农副产品、工艺品和一些日用品；香港那边的店铺则琳琅满目得多：电子表、计算器、录音机、尼龙袜、化妆品...甚至还有电视机、电冰箱这样的大件。

沈知秋在一家卖电子表的店铺前停下。柜台里摆着各式各样的电子表，从最简单的数字显示，到有闹钟、秒表功能的复杂款式，价格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同志，想买表？”店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说着带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

“我们先看看。”沈知秋说，“这些表质量怎么样？”

“靓啦！”店主拿出一款黑色的电子表，“这是日本卡西欧的，香港过来，走时准，电池能用一年。只要八十元。”

沈知秋接过表仔细看。表壳是塑料的，但做工精细，数字显示清晰。她知道，这种表在北京要卖到一百二十元以上，而且很难买到。

“如果多买，能便宜吗？”顾怀远问。

店主眼睛一亮：“多买？要多少？”

沈知秋和顾怀远对视一眼。沈知秋说：“如果我们要五十个，什么价？”

店主想了想：“五十个...每个六十元，最低了。”

沈知秋摇头：“太贵。我们要的是学生能接受的价格。三十元一个，我们要一百个。”

“三十元？”店主瞪大眼睛，“小姐，你开玩笑吧？我进价都不止这个数！”

“我们不是零买，是批发。”顾怀远接口，“如果合作得好，以后可能每个月都要进货。”

店主犹豫了。他打量着这两个年轻人——虽然年轻，但谈吐不凡，眼神坚定，不像是开玩笑的。

“这样，”店主说，“你们真要，我介绍你们去找批发商。他们在大鹏那边有仓库，价格能低些。”

这正是沈知秋想要的。她点头：“好，麻烦您介绍。”

店主写了个地址和联系人，又叮嘱：“去大鹏要小心，那边现在有点乱。你们最好找个本地人带路。”

谢过店主，沈知秋和顾怀远离开中英街，找了家小茶馆坐下，商量下一步计划。

“大鹏那边是走私重灾区。”顾怀远压低声音，“虽然现在政策放宽了，但还是要谨慎。”

沈知秋知道顾怀远的顾虑。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很多政策边界还不清晰。搞不好就会踩线。

“我们只要正规货源。”沈知秋说，“不碰走私货。而且，我们不是倒卖，是校园服务——把学生需要的商品，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给他们，这是勤工俭学的延伸。”

这个定位很巧妙。顾怀远眼睛一亮：“对，我们可以把这次采购作为‘春晓’服务社的扩展项目。如果学校支持，就名正言顺了。”

“所以我们需要周敏和招娣来。”沈知秋说，“她们是‘春晓’的核心成员，有她们参与，才能代表‘春晓’。”

顾怀远点头：“我赞成。这样，我们今天先回深圳，给她们打电话，请她们过来。同时，我联系导师，看能不能通过学校开个证明，让我们的采购合法化。”

两人说干就干。下午回到深圳市区，顾怀远去邮局打电话回清华，沈知秋则给北大招待所打电话——她知道周敏和王招娣暑假没回家，在“春晓”活动室值班。

电话接通了，是周敏接的。

“周敏姐，是我，知秋。”

“知秋！你们在深圳怎么样？”周敏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有些失真，但透着关切。

“很好，发现了很多机会。”沈知秋快速说，“我需要你和招娣来深圳一趟，有重要事情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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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深圳？可是...”

“路费我出。”沈知秋说，“事关‘春晓’的下一步发展，非常重要。你们坐火车来广州，我到广州接你们。”

周敏沉默了几秒：“好，我和招娣商量一下。什么时候出发？”

“越快越好，最好明天。”

挂了电话，沈知秋长舒一口气。她知道这个决定很突然，但机会稍纵即逝，必须抓住。

顾怀远那边也很顺利。他的导师很支持，答应帮忙联系北大校方，开一个“学生社会实践采购”的证明。

“导师说，这是很好的实践机会。”顾怀远告诉沈知秋，“他还建议我们做个完整的方案，包括采购、运输、销售、财务等各个环节，作为教学案例。”

“这正是我想做的。”沈知秋说，“我们要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模式。”

晚上，两人在招待所的小会议室里，开始起草方案。昏黄的灯光下，他们头碰头地讨论着，不时在纸上写写画画。

“产品选择上，电子表和计算器是刚需。”沈知秋列出清单，“大学生需要手表看时间，需要计算器做数学题。另外，录音机也有市场，学外语用。”

“价格定位呢？”顾怀远问。

“要让学生买得起。”沈知秋计算着，“一个电子表，在北京商店卖一百二，我们要卖四十到五十；计算器，商店卖两百，我们卖八十到一百；录音机贵些，但也要比市场价低三分之一。”

“这样的利润空间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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