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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北上列车与成长思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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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章:北上列车与成长思考

正月十九,清晨五点半。

沈家小院已经亮起灯。灶房里,李秀兰在做早饭——今天女儿要出远门,她特意煮了白米粥,蒸了白面馒头,还炒了鸡蛋。

堂屋里,沈知秋最后一次检查行李。木箱子里装着四季衣裳、被褥、洗漱用品,还有几本书和笔记本。箱子上贴着北京大学的行李标签,那是录取通知书里附带的。

“知秋,东西都带齐了吗?”沈建国蹲在门槛上抽烟,眼睛却一直看着女儿。

“齐了,爸。”沈知秋合上箱子。

沈建军帮着把箱子捆好,又检查了一遍:“路上要用的东西放在挎包里,方便拿。钱分开放,大票缝在内衣兜里,零钱放在外面。”

他现在越来越有管家的样子了。

“知道了二哥。”沈知秋微笑。

一家人围坐吃早饭。谁都没什么胃口,但都强迫自己吃。这一别,就是半年——北大寒假短,沈知秋可能要到暑假才能回来。

“妈,等我到学校安顿好了,就给您写信。”沈知秋说。

“嗯,一定啊。”李秀兰声音哽咽,“路上小心,别跟陌生人说话,看好行李......”

“妈,我都十八了。”沈知秋握住母亲的手,“能照顾自己。”

沈建国放下碗:“时候不早了,该走了。”

公社有车去县城,从县城坐火车去省城,再从省城转车去北京。这一路,要三天两夜。

全家人送沈知秋到村口。天还没完全亮,东方泛起鱼肚白,冬日的晨风刺骨。

“就送到这儿吧。”沈知秋转身,“爸,妈,你们回去吧。”

李秀兰终于忍不住,抱住女儿哭了:“到了就写信......缺啥就说......别省着......”

“妈,放心吧。”

沈建国拍拍女儿的肩:“去吧。爸等你出息的那天。”

沈建军提起箱子:“我送你去公社。”

兄妹俩走在晨雾弥漫的乡间小路上。沈建军一路叮嘱:

“到省城转车时,看好时间,别误了车。”

“火车上睡觉警醒点,把行李拴在手上。”

“北京冷,多穿点......”

沈知秋一一应着,心里暖暖的。

到了公社汽车站,第一班车已经发动。沈建军把箱子放进车厢,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

“知秋,这个你拿着。”

沈知秋打开,里面是一沓钱,都是十元的大票,估摸有两百块。

“二哥,你这是......”

“家里生意赚的,你拿着当生活费。”沈建军说,“北京开销大,别委屈自己。该吃吃,该花花。”

沈知秋眼眶发热。前世,她榨干了家人的血汗钱;今生,家人却把最好的都给她。

“二哥,家里更需要钱......”

“家里有。”沈建军打断她,“订货会的钱还没全收回来呢,等收回来了,又是一大笔。你不用担心家里,专心上学。”

沈知秋收起钱:“谢谢二哥。”

“一家人,谢啥。”沈建军咧嘴笑,“快上车吧。”

沈知秋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发动了,她透过车窗向二哥挥手。

沈建军追着车跑了几步,大声喊:“常写信——”

车驶远了,沈建军的身影变成一个小点,最终消失在晨雾中。

沈知秋擦了擦眼角,深吸一口气。

新的旅程,开始了。

汽车抵达县城是上午九点。沈知秋买了去省城的火车票,下午一点发车。

她在候车室等了三个小时,期间把笔记本拿出来,又看了看自己写的计划。

到北京后,除了学习,她还要做三件事:

第一,考察北京市场。北京作为首都,商品更丰富,潮流更前沿。她可以寻找新的商机,把北京的货卖到家乡,或者把家乡的土特产卖到北京。

第二,建立人脉网络。大学里汇聚了全国最优秀的青年,这些人将来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她要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将来的发展铺路。

第三,关注政策动向。北京是政治中心,任何政策变化都会第一时间在这里显现。她要保持敏感,抓住每一个时代机遇。

“各位旅客,开往省城的××次列车开始检票......”

广播响起,沈知秋收起笔记本,提起行李。

绿皮火车依然拥挤。沈知秋买的硬座,靠过道的位置。她把箱子塞在座位底下,挎包抱在怀里。

火车开动后,她观察了一下同车厢的人。对面是一对中年夫妻,带着个七八岁的男孩。斜对面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像个知识分子。过道那边是几个农民打扮的人,大概也是去省城办事的。

“同志,你去哪儿?”对面的妇女搭话。

“省城,然后转车去北京。”沈知秋礼貌地回答。

“去北京?上学?”

“嗯,上大学。”

妇女眼睛一亮:“哟,大学生啊!哪个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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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这下,周围的人都看过来。1979年,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北大学生更是骄子中的骄子。

“了不起!”妇女赞叹,“我儿子将来要是能考上大学,我就烧高香了。”

小男孩好奇地看着沈知秋:“姐姐,北京远吗?”

“远,坐火车要两天一夜。”

“北京有天安门吗?”

“有,还有故宫、长城。”

小男孩眼睛亮了:“我长大了也要去北京!”

沈知秋笑了:“那你得好好学习。”

斜对面的年轻男人也开口了:“同志,你是今年考上的?”

“嗯。”

“我也是大学生,省师范的,今年毕业。”男人自我介绍,“我叫陈志远,去省城报到。”

“沈知秋。”沈知秋点头致意。

陈志远很健谈,一路上讲了许多大学生活的事。沈知秋耐心听着,偶尔问几句。但她的思绪已经飘向了更远的地方。

火车行驶着,窗外的田野、村庄、工厂一一掠过。沈知秋看着这一切,心里却在盘算着未来的计划。

农村市场、城市需求、商品流通、信息差......这些词汇在她脑中不断碰撞。她隐隐感觉到,自己正在触摸到一个巨大机遇的边缘。

中国有八亿农民,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市场。城市里过剩的工业品,在农村可能是稀缺货;农村丰富的土特产,在城市可能供不应求。如果能建立一个连接城乡的商品流通网络......

“同志,你想什么呢?”陈志远打断了她的思绪。

沈知秋回过神:“我在想,怎么能让农村和城市的物资更好地流通。”

陈志远感兴趣地问:“你有什么想法?”

沈知秋整理了一下思路:“现在农村买东西难,卖东西也难。供销社东西少,还要票。农民自己种点东西想卖,又找不到销路。如果能有个渠道,把城市的工业品卖到农村,把农村的土特产卖到城市,对双方都有好处。”

陈志远点头:“这个想法很好。不过实施起来不容易吧?运输、储存、销售都是问题。”

“是不容易,但可以从小做起。”沈知秋说,“我家就在尝试。从省城进货,在村里和周边卖,效果还不错。”

“你自己在做生意?”陈志远有些惊讶。

“算是吧,帮家里做。”沈知秋没有多说。

陈志远若有所思:“你这个思路很新颖。不过要小心,现在政策虽然松动了,但‘投机倒把’的帽子还在。”

“我明白,所以我们在办执照,正规做。”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沈知秋发现,陈志远虽然是个书生,但对经济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这让她更加确信,大学里确实汇聚了各路人才。

火车行驶了四个小时,下午五点多抵达省城。

沈知秋要去转北京的车,得在省城住一晚。陈志远热情地说:“我知道附近有家招待所,干净便宜,我带你去。”

沈知秋犹豫了一下,还是拒绝了:“谢谢,我自己找就行。”

出门在外,谨慎为上。

她在火车站附近找了家国营旅社,还是住大通铺,五毛一晚。安顿好行李,她去吃了碗面,然后回房间休息。

同屋住了四个人:一个出差的女干部,一个探亲的老太太,一个和她差不多年纪的姑娘,还有一个带孩子的妇女。

那姑娘主动打招呼:“你也住这儿?去哪儿啊?”

“北京,上学。”

“我也是!”姑娘兴奋地说,“我去北京师范大学,你呢?”

“北京大学。”

“哇!厉害!”姑娘眼睛放光,“我叫刘红霞,河北的。你叫什么?”

“沈知秋,东北的。”

两个同龄人很快聊开了。刘红霞性格开朗,话多,从家乡聊到高考,从理想聊到未来。

“我想当老师,所以才报师范。”刘红霞说,“你呢?为什么报经济系?”

沈知秋想了想:“想学点有用的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

“有志气!”刘红霞竖起大拇指,“咱们这代人,就是要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沈知秋微笑。这种纯粹的热情,在她这个“过来人”看来,既感动又感慨。

1979年的大学生,是真的怀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

晚上,两人躺在床上聊天。刘红霞问:“知秋,你家里支持你上学吗?”

“支持。”沈知秋说,“我爸妈,还有三个哥哥,都支持。”

“你真幸福。”刘红霞有些羡慕,“我家六个孩子,我是老大。我爸妈一开始不想让我上,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早点工作帮衬家里。是我班主任去做工作,他们才同意的。”

沈知秋心里一紧。这个年代,太多女孩子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

“红霞,你要争气,用事实告诉他们,女孩子读书有用。”

“嗯!”刘红霞重重点头,“我一定好好学,将来当个好老师,教更多的女孩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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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刘红霞睡着了。沈知秋却睡不着。

她想起前世的自己,想起那些因为贫穷、因为偏见、因为种种原因没能上学的女孩子。这一世,她有了能力,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

比如,在家乡设个奖学金,鼓励女孩子上学?

比如,资助贫困女学生?

这个念头在她心里扎了根。

第二天一早,沈知秋和刘红霞一起去火车站。

开往北京的列车是上午十点发车。她们买了硬座票,这次运气好,抢到了靠窗的位置。

火车缓缓驶出省城,向北而行。

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渐渐变成丘陵,又从丘陵变成山脉。刘红霞很兴奋,一直看着窗外,不时惊叹。

沈知秋却很平静。这条路,她前世走过无数次,熟悉每一段风景。

中午,乘务员推着餐车卖盒饭。沈知秋买了两份,请刘红霞吃。

“这怎么好意思......”刘红霞推辞。

“相逢是缘,别客气。”沈知秋说。

两人一边吃一边聊。沈知秋发现,刘红霞虽然家境贫寒,但见识不凡,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农村要发展,光靠种地不行。”刘红霞说,“得搞副业,搞乡镇企业。我老家那边有人在搞编织,编草帽、编篮子,卖到城里去,挺赚钱的。”

沈知秋点头:“这是个思路。我们村也在搞,我家就在做小生意。”

“真的?做什么?”

“卖围巾手套,还有小商品。”

刘红霞眼睛亮了:“太好了!我就说嘛,农民不能光等着国家救济,得自己想办法!”

两人越聊越投机。沈知秋发现,刘红霞是个可交的朋友,正直、热情、有想法。

火车继续前行。下午两三点钟,正是人最容易犯困的时候。车厢里很多人都睡着了,打鼾声此起彼伏。

沈知秋也闭上眼睛休息。但她始终保持着一丝警觉——出门在外,又是独自一人,小心为上。

突然,车厢那头传来一声尖叫:“我的钱包!我的钱包不见了!”

整个车厢都被惊醒了。沈知秋睁开眼睛,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从座位上跳起来,惊慌失措地翻找着自己的包裹。

“怎么了?”有人问。

“我的钱包不见了!里面有三十块钱,还有粮票、布票!”大妈声音带着哭腔,“那是我去北京看儿子的路费啊!”

车厢里骚动起来。乘务员闻声赶来:“怎么回事?”

“我的钱包被偷了!”大妈抓住乘务员的手臂,“同志,你一定要帮我找找啊!那可是我攒了一年的钱!”

乘务员皱眉:“您先别急,想想最后一次看到钱包是什么时候?”

“刚才上厕所前还在呢!”大妈说,“我就去了趟厕所,回来就不见了!”

乘务员扫视车厢:“有人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

车厢里一片沉默。大家都在睡觉,谁注意到什么可疑的人?

大妈急得直跺脚,开始哭起来:“这可怎么办啊!没钱我怎么去北京看儿子啊!我儿子在部队当兵,三年没回家了,我就想去看他一眼......”

她哭得伤心,周围的人都露出同情的神色。

刘红霞小声对沈知秋说:“真可怜。三十块钱,对农村人来说是一大笔钱呢。”

沈知秋点点头。她理解大妈的感受。在这个年代,三十块钱可能是一个家庭几个月的收入。

“会不会是她自己放错地方了?”有人说。

“不可能!我就放在这个布包里,还用别针别着呢!”大妈把布包翻过来给大家看,果然,上面有个别针的痕迹,但别针不见了。

乘务员说:“大家都帮忙找找,看看座位底下、行李架上有没有。”

乘客们开始检查自己的周围。但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大妈哭得更伤心了,几乎是嚎啕大哭:“天啊!这可让我怎么活啊!我不活了!”

她情绪失控,开始捶打自己的胸口。周围的人赶紧拉住她。

沈知秋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她的目光在车厢里扫视,寻找可疑的迹象。

突然,她注意到斜对面座位的一个男人有些不对劲。当大家都在帮忙找钱包时,他却低着头,手插在口袋里,一动不动。

而且,沈知秋记得,这个男人是在大妈去厕所后不久从那个方向走回来的。

“同志,”沈知秋开口了,“您能站起来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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