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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公堂对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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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初三,距离沈知秋给的最后期限只剩一天。

沈家沟的清晨被浓雾笼罩,十步之外不见人影。沈知秋起得很早,她站在院门口,看着白茫茫的雾气,像在看一盘等待落子的棋局。

“都准备好了?”沈建军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他这几天跑遍附近五个村子收来的鸡蛋——一共八十七个,用麦秸仔细垫着。

沈知秋点点头:“二哥,鸡蛋你先收好。今天的关键不在这个。”

“我知道。”沈建军压低声音,“王富贵爷爷、赵老栓叔、李老根爷,我都私下打过招呼了。他们答应今天会去大队部。”

“村支书和大队长呢?”

“支书去公社开会了,要下午才回来。大队长在家,我昨天送去了两斤红糖,说是感谢他这些年对咱们家的照顾。”沈建军嘴角勾起一丝笑,“他没要红糖,但说了句话:‘沈家的事,大队会公正处理’。”

沈知秋眼里闪过光。很好,第一步棋走对了。

大队长赵满仓是个明白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沈家出了四个可能的大学生,其中还有一个全县第一。他不可能为了沈建业,得罪一个即将飞黄腾达的家庭——更何况,沈建业这些年仗着在公社有点关系,在村里没少得罪人。

“爹和娘呢?”沈知秋问。

“爹一早就去请人了。”沈建军说,“按你说的,请了村里三个最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十岁的陈太公,他是村里唯一见过光绪年秀才的人;七十五岁的王会计,六二年分地时他就是会计,账目最清楚;还有李木匠,他爹当年是土改积极分子,家里还存着当年的土地证样板。”

沈知秋露出满意的神色。这三个老人,是她在记忆库里精心筛选的。陈太公年纪最大,说话最有分量;王会计管过账,对数字敏感;李木匠耿直,最看不惯不公平的事。

更重要的是,这三个人,都和沈建业没什么交情,甚至有些过节——陈太公的孙子当年想进农机站,被沈建业卡了;王会计的儿子和沈国富打过架;李木匠则一直看不惯沈建业家显摆的样子。

“大哥呢?”

“大哥在编最后一个竹篮。”沈建军说,“他说今天要带着去,让大伙看看,沈家是靠手艺吃饭的,不是靠占别人便宜。”

沈知秋笑了。大哥这个老实人,也开始懂得用行动说话了。

“你准备得怎么样?”沈建军看着她手里的布包。

沈知秋打开布包,里面是几样东西:一本手抄的《农村土地政策汇编》——她根据前世记忆整理的;几张泛黄的纸,是她在档案室找到的分地记录复印件;还有一个小本子,上面是她这些天做的调查笔记,包括大伯家这些年盖房、买车的具体时间,以及村里人的证言记录。

“这东西,”沈知秋拿起申诉书,“希望今天用不上。”

“用不上最好。”沈建军说,“但如果要用,咱们也不怕。”

两人正说着,沈建国回来了,身后跟着三位老人。

陈太公拄着拐杖,须发皆白,但眼睛很亮。王会计背着手,一副老知识分子的模样。李木匠则大步流星,嗓门洪亮:“建国啊,你闺女真说今天能把事情说清楚?”

“李爷爷,您放心。”沈知秋迎上去,挨个打招呼,“陈太公,王爷爷,李爷爷,麻烦你们跑这一趟。实在是因为这事关系到我们沈家的根本,也关系到咱们村的公道,不得不请你们这些长辈做主。”

话说得漂亮,三个老人的脸色都好看了些。

“闺女,”陈太公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但吐字清晰,“你爹把事情大概说了。六二年分地的事,我还记得。那年我五十四岁,是村里的评议委员。”

沈知秋心里一喜,面上却恭敬道:“那太好了!有您老作证,事情就清楚了一半。”

“先进屋说吧。”李秀兰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热茶,“外头冷,进屋暖暖。”

一行人进了堂屋。屋里已经收拾干净,长凳摆好,煤油灯点着——虽然天亮了,但雾大,屋里还是暗。

众人坐下后,沈知秋没有急着说地的事,而是先让沈建军把收来的鸡蛋拿出来。

“各位爷爷,这是我们这几天收的鸡蛋。”沈知秋说,“我二哥跑了五个村子,按比供销社高一分钱的价格收的。我们打算做成茶叶蛋,过年时去集市上卖。”

王会计拿起一个鸡蛋看了看:“品相不错。你们这是要做小买卖?”

“没办法。”沈知秋苦笑,“家里四个孩子要上学,光靠种地那点收入,连路费都凑不齐。我们想着,能挣一点是一点。”

这话说得实在,三个老人都点头。

李木匠直接说:“这是正路!靠自己的手艺和本事吃饭,不丢人!比那些占别人便宜的人强多了!”

这话明显有所指,屋里气氛微妙起来。

沈知秋顺势接话:“说到占便宜……李爷爷,各位长辈,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请你们帮忙评评理,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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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拿出那份分地记录的复印件,摊在桌上。

“这是一九六二年生产队的土地分配记录。”沈知秋指着其中一行,“这里写着:沈建国户,河滩地一亩二分,东至河堤,西至杨树林,南至赵家地界,北至生产路。长期使用,不得随意变更。”

三个老人凑过去看。王会计拿出老花镜,仔细看了半晌,点头:“没错,这是当年的笔迹。这纸……是后来复写的副本,但内容是真的。”

“那地现在是谁在种?”陈太公问。

沈建国低着头,小声说:“是我大哥沈建业家在种。从六五年开始,他说我们家劳力少,他帮着种,收成了分我们一些。”

“分了什么?”李木匠追问。

沈建国沉默了。

沈知秋接话:“头两年给了些玉米和红薯,后来就说收成不好,再后来……就没再给了。到现在,十三年了。”

“十三年!”李木匠一拍桌子,“一亩二分好地,十三年!沈建国,你是傻啊还是憨啊?”

沈建国涨红了脸,说不出话。

“李爷爷,别怪我爹。”沈知秋平静地说,“我爹是顾念兄弟情分。但我现在算了一笔账,发现这事不能再这么糊涂下去了。”

她拿出那个小本子,翻开:“河滩地一亩二分,按咱们这儿的中等年景,一年两季,保守估计年产原粮八百四十斤。十三年,就是一万零九百二十斤。按国家统购价每斤一角算,价值一千零九十二元。”

数字报出来,三个老人都倒抽一口冷气。

“这么多?”陈太公的拐杖顿了顿地。

“这还是保守估计。”沈知秋说,“实际可能更多。而且,这还没算细粮和粗粮的差价——河滩地种小麦多,小麦价更高。”

王会计已经拿出随身带的算盘,噼里啪啦打起来。半晌,他抬头:“闺女算得没错,只少不多。”

“那你们想要多少?”李木匠直截了当。

沈知秋拿出那张被撕碎又粘好的账目单:“我们扣除了工钱和人情。工钱按三成算,人情再算三成。最后得出,大伯家应还我们七百六十四元四角。”

她把单子推过去:“三天前,我们去了大伯家,把这个账算给他听。他当场撕了单子,说一分钱不给,一寸地不还。”

“岂有此理!”李木匠大怒,“沈建业这是要当土霸王啊!”

陈太公比较冷静:“知秋,你说这些,有证据吗?除了这张分地记录,还有别的吗?”

“有。”沈知秋从布包最底下,拿出一沓纸,“这是我这些天做的调查。第一份,是大伯家这些年的财产变化。”

她一张张展开:“一九七三年,盖三间青砖瓦房。当时砖价每块三分五,三间房至少需要一万五千块砖,光砖钱就是五百二十五元。工钱、木料、瓦片还没算。”

“一九七五年,买永久牌自行车一辆,价格一百六十八元,需要工业券。”

“一九七六年,大伯娘戴上了银镯子,一副至少二十元。”

“去年,买了收音机,上海产的,一百二十元。”

她每报一样,三个老人的脸色就沉一分。

“沈建业家四个劳力。”王会计说话了,“按生产队最好的年景,一年分红一百二十元算,四年才四百八十元。他这些钱,从哪里来的?”

答案不言而喻。

“还有这些。”沈知秋又拿出几张纸,“这是我找村里人做的证言记录。赵婶子说,七五年秋天,看见大伯家从河滩地拉回来两板车红薯。钱大爷说,去年麦收时,大伯家的小麦堆得像小山,都是河滩地种出来的好麦子。”

她把证言记录递给三位老人:“按规矩,这些证言应该本人到场作证。但如果需要,我可以请他们来。”

陈太公看完,长长叹了口气:“建国啊,你大哥这事……做得不地道。”

一直沉默的沈建国,忽然抬起头,眼睛红了:“陈太公,我不是想要钱。我是……我是觉得心寒。亲兄弟,怎么能这样……”

这个老实人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屋里安静下来。

半晌,李木匠说:“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知秋,你说怎么办?”

沈知秋等的就是这句话。

“各位长辈,我年轻,不懂规矩。”她语气诚恳,“按咱们农村的老理,这种事该怎么处理?”

三个老人对视一眼。

陈太公先开口:“老理?老理是兄弟分家,长兄如父,要照顾弟弟。沈建业这是反过来了。”

王会计说:“按政策,侵占他人自留地收益,应该退还。但这事过去这么多年,要算清楚不容易。”

李木匠最干脆:“要我说,就开个会!把沈建业叫来,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都叫来,当面锣对面鼓,把事情说清楚!”

沈知秋心里叫好,面上却犹豫:“这……会不会太伤和气?”

“和气?”李木匠哼了一声,“他都这样对你们了,还讲什么和气!再说了,这事不解决,你们家四个孩子上学的钱怎么办?眼睁睁看着孩子们的前程被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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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沈建国终于下了决心:“好!开就开!我去请大队长。”

“等等。”沈知秋拦住父亲,“爹,既然要开会,咱们就得准备充分。各位爷爷,能不能请你们帮忙,再多找几个知情的老人?还有,能不能请大队长出面,以大队的名义召集?”

她顿了顿,补充道:“时间就定在今天下午,地点在大队部。理由嘛……就说讨论‘农村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响应中央拨乱反正的号召。”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谁也挑不出错。

三个老人都点头。

“我去找大队长。”王会计站起身,“满仓那小子,我得教教他怎么做这个主。”

“我去联系人。”李木匠也站起来,“村里还有几个老家伙,当年分地时都在场。”

陈太公最后起身,看着沈知秋:“闺女,你今天可要想好了。这会一开,你们两家的脸皮可就彻底撕破了。”

沈知秋深深鞠躬:“陈太公,脸皮早就撕破了。我们现在要的,是公道。”

老人点点头,拄着拐杖走了。

等三位老人离开,沈家人才松了口气。

“知秋,”李秀兰担心地问,“这样行吗?万一你大伯在会上闹起来……”

“娘,他一定会闹。”沈知秋冷静地说,“但越闹,越显得他没理。咱们要做的,就是把所有证据摆出来,让所有人看明白。”

她看向家人:“爹,娘,大哥,二哥,今天下午,你们什么都不要说,我来处理。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

“什么?”沈卫国问。

“挺直腰杆,看着。”沈知秋一字一句,“让全村人看看,沈家不是软柿子,不是谁都能捏的。”

午饭吃得很快。

吃完饭,沈知秋让家人换上最干净的衣服——虽然都有补丁,但洗得发白,熨得平整。

她自己还是那件旧棉袄,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洗净,露出清秀的眉眼。

下午一点,雾散了,冬日的阳光苍白地照在雪地上。

沈家人出发去大队部。

路上遇到了不少村民,都好奇地看着他们。显然,下午要开会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大队部在村子中央,是个三间房的土坯院子。平时开会,院里能站下百十号人。

沈家人到的时候,院子里已经聚了二三十人。三位请来的老人坐在前排长凳上,大队长赵满仓站在台阶上,脸色严肃。

沈建业一家还没到。

沈知秋扫了一眼人群,看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有当年分地时的老人,有和沈建业有过节的,也有纯粹来看热闹的。

她找了个不起眼的位置,让家人坐下。

几分钟后,沈建业一家来了。

沈建业还是披着那件军大衣,脸色阴沉。王翠花跟在他身后,眼睛红肿,显然哭过。沈国富吊儿郎当地走在最后,嘴里还叼着烟。

他们一出现,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

“满仓,啥事啊非得今天开会?”沈建业走到台阶下,语气很不客气,“我下午还得去公社呢。”

赵满仓看了他一眼,语气平淡:“建业叔,今天开这个会,是几位老人家提议的。说有些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得弄清楚。您既然来了,就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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