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黔滇惊变（1/2）

永历十八年冬月，当南京的寒气刚刚凝结，孝陵卫新军大营的晨操号角还在霜天中回荡之际，一份来自数千里外、经由多条隐秘信道相互印证、最终由靖安司拼合研判的紧急密报，在深夜被送至文华殿。密报的核心，并非某地陷落或某场大战的胜负，而是关于四川那个令人不安的阴影——平西王吴三桂——及其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

“臣靖安司指挥使沐涵属下谨奏监国：综合四川、湖广、云南多方线报，盘踞建昌、嘉定、叙州等地之虏酋吴三桂，近期确有异常动向。其一，其麾下兵马操练较往常更为频繁，尤其马队与火器营调动集结迹象明显，建昌大营粮秣囤积持续增加。其二，吴部多批信使秘密南下，其行踪虽难以完全掌握，然其中至少两股，经我潜伏眼线冒死追踪，大致方向分别指向滇东曲靖（虏将屯奇控制区）与滇西保山一带（孙可望余部活动区域）。其三，川滇边境，特别是建昌以南、金沙江以北之要隘哨卡，吴军巡防力度陡增，盘查极严，似有封锁消息、控制通道之意。”

“然，”密报笔锋一转，显出情报工作的审慎，“截至目前，未侦获吴三桂大军明确开拔南下的确证。其频繁操练与调动，亦可解释为寻常秋操或应对夔东十三家等残明义师之袭扰。与滇省势力之秘密联络，目的未明，或为威慑，或为诱降，或为情报交换，未必即刻导向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

“唯可确认者，”沐涵在看完密报最后总结道，“吴三桂在川南之存在，如同一把悬于滇省头顶、未完全落下的利刃。其任何异动，无论最终意图为何，均已对云南各方势力之心志产生微妙而持续之压力。孙可望余部、虏将屯奇乃至滇中部分土司，近日活动皆有异常，或加强戒备，或频繁互遣使者，显是因应蜀中压力所致。滇省本已脆弱之平衡，恐因吴三桂之阴影而更趋动荡。臣已严令各线加倍留意，一有确证，即刻再报。”

这封密报没有“十万火急”的字样，但其冷静剖析背后隐含的危机，却让武英殿内的空气瞬间凝重。朱常沅放下密报，指尖在光滑的案面上轻轻敲击。他看向被紧急召来的李元胤、沈廷扬、凌义渠，以及刚刚呈报的沐涵。

“吴三桂这把刀，清廷握在手里，一直引而不发。”朱常沅缓缓开口，声音在寂静的殿中格外清晰，“如今刀身微震，寒光隐现，未必立刻就要劈下，却足以让刀锋所指之处，人人自危，阵脚自乱。沐妃所报，关键不在吴三桂是否立刻南下，而在于他此刻的举动，已足以扰动滇池之水。”

李元胤眉头紧锁：“监国所言极是。吴三桂在四川坐拥精兵，虎视眈眈，其存在本身便是最大的威胁。吴三桂只需稍示以兵威，或暗通款曲，许以空头诺言，便足以令这些墙头草心思活络，甚至铤而走险，以求在变局中谋取更大利益。滇省内部若因此生变，或相互猜忌攻伐，则无需吴三桂真个提兵南下，云南已自乱矣！”

沈廷扬忧心道：“更可虑者，此消息一旦为外界所知，或经有心人渲染传播，必致人心惶惶。南京城内，那些本就对朝廷能否稳固西南缺乏信心者，必借此生事。新军初练，最忌流言动摇军心。且朝廷财政本就左支右绌，若因蜀中异动而需额外加强湖广、贵州防务，或增援云南，这钱粮……”

凌义渠接道：“通政巡访司近日已察觉，市井间关于西南的流言有增多迹象，虽多荒诞不经，然传播甚广。若吴三桂异动消息扩散，恐难遏制。是否需严控消息？”

朱常沅沉默片刻，摇了摇头：“堵不如疏。吴三桂在四川，非一日之事。其练兵积粮，天下皆知。刻意隐瞒其异动，反易授人以柄，引发更大猜疑。关键在于，朝廷如何定调，如何引导。”

他站起身，走到舆图前，目光扫过四川、云南、湖广、贵州：“吴三桂不动，其威胁便在。其微动，则压力骤增。朝廷应对，不在被动猜测其意图，而在主动化解其可能造成的冲击，稳固我方阵脚。”

“李卿，”他看向李元胤，“以兵部名义，行文李定国、沐天波，将靖安司所获情报如实通报，着其密切关注滇省内部，尤其是与孙可望余部、屯奇等接壤或关系密切之土司、将领动向。授予其便宜行事之权，对首鼠两端、暗通款曲者，可先行控制或慑服，必要时可先斩后奏，务求将隐患扼杀于萌芽。同时，行文湖广和贵州巡抚，令其加强戒备，但暂不做大规模调动，以免示敌以弱，反引猜测。”

“沈卿，”他又看向沈廷扬，“从海贸进项中，拨出一笔机动款项，不必对外声张，但需确保湖广、贵州前线及云南方面，若有突发急需，能立刻支应。另，可以‘常规补给’名义，向云南增发一批火药、箭矢、伤药，数量不必突兀，但要及时送达。物资本身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传递朝廷稳定支持的信号。”

“凌卿，”他吩咐凌义渠，“通政公报不回避吴三桂在川南的存在，但报道重点应放在朝廷对西南局势的掌控与应对上。可提及李晋王、周瑞镇守有方，云南军民同仇敌忾；强调朝廷在江南推行新政、发展海贸、编练新军，正是为全局中兴积蓄力量。对市井流言，不必逐一驳斥，但可通过刊载边关将士英勇事迹、地方安定治理成效等正面内容，潜移默化引导舆论。巡访司对恶意散布危言、煽动恐慌者，依法处置即可，不必扩大化。”

最后，他看向沐涵：“靖安司继续全力侦伺，重点查明吴三桂信使具体联络对象与可能达成的交易，以及滇省各方势力对此的真实反应。四川、湖广、贵州各线保持最高警觉。南京城内，加强对可能与蜀中、滇省有特殊关联者的监控，但外松内紧，勿打草惊蛇。”

众人领命而去。朱常沅独坐殿中，目光再次落在那份密报上。吴三桂没有动，但阴影已经笼罩下来。这种“山雨欲来”的压迫感，有时比真刀真枪的厮杀更难应付，因为它侵蚀的是人心，动摇的是根本。

正如所料，尽管朝廷中枢力求沉稳应对，但关于“吴三桂即将大举南征”的种种猜测和传言，还是如同深秋的雾气，迅速在南京城内外弥漫开来，渗透到各个角落。与以往不同，这次传言似乎多了几分“依据”——“靖安司得了密报”、“兵部连夜议事”、“往云南的饷械加急了”……种种迹象被有心人串联、放大，再添油加醋，便成了栩栩如生的“内幕消息”。

朝会上，气氛明显多了几分躁动与不安。几名御史出班，言辞激烈，要求朝廷公开蜀滇边境实情，并质询为何不调集重兵于湖广，以防吴三桂可能东进。部分官员则面露忧色，交头接耳。黔国公府留京人员更是如坐针毡，频频望向御座，欲言又止。

勋贵圈子里，议论纷纷。魏国公徐文爵在府中宴请几位相熟勋臣，席间有人压低声音道：“国公爷，听说吴三桂这次可不是虚张声势，他在建昌磨刀霍霍，怕是真要拿云南开刀，以战功向北京表忠。云南若有个闪失，咱们在南京……”徐文爵把玩着酒杯，淡淡道：“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朝廷自有庙算，你我何必杞人忧天？”话虽如此，其眉宇间的凝重却未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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