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钦差南来（2/2）

沈延赏相对镇定，但眉头也拧着：“李元礼那边，打点得如何？那老役，处理干净了？”

“沈兄放心，那老役本就是孤寡，给了笔钱，打发回原籍了，没人找得到。李家的账目田契，也请高人反复看过，明面上应无大碍。只是……”说话之人压低声音，“陈邦彦这么个查法，摆明了是不信表面文章，要深挖根子。李元礼的田怎么来的，你我都略有耳闻，当年经办的那位户房经承虽已过世，但其子尚在，且……似乎与李元礼近年有些龃龉。万一被陈邦彦查到这条线……”

沈延赏心中一凛。官场上的事，最怕“万一”，尤其是陈年旧账，牵丝攀藤，谁也不敢保证绝对干净。“告诉李元礼，让他稳住，一口咬定契据，其他一概不知。也让他想想办法，安抚好可能知情的人。至于陈邦彦……”他望向窗外雨幕，“他既然要查，就让他查。查不出所以然，看他如何向朝廷、向宁波士民交代！通政公报不是喜欢登吗？等钦差查了十天半月毫无进展，看他们还怎么登！”

然而，沈延赏低估了陈邦彦的决心，也低估了专业吏员在详实资料支持下的能力。更低估了，在“新政”大义和钦差权威双重压力下，一些原本铁板一块的利益链条，可能出现细微裂痕。

七日后，驿馆签押房。

烛火通明。陈邦彦带来的户部专员，那位绍兴老书办，以及陈子升，正对着一堆摊开的泛黄册籍，低声讨论，人人眼中带着血丝，却也有压抑的兴奋。

“大人请看，”老书办指着几处朱笔圈出的记录，声音因激动而微颤，“天启四年，李元礼之父李茂才，从堂侄李阿狗手中，购入‘塘河乡河西沙淤田五亩’。然，同年的鱼鳞图册对应区块标注，此处为‘河滩淤地，约三亩，佃户陈’！五亩对三亩，买主对佃户！此为一疑！”

“再看赋役黄册，”户部专员接口，“天启四年后，李茂才名下，此块田亩科则，记为‘中田’。然，根据当时鄞县的定则，新涨沙田，头三年按‘下田’起科，三年后方定等！李家当年即按‘中田’纳赋，此为二疑！更有甚者，天启五年的一份县衙户房内部移文残页提及，有人为‘塘河李姓田亩等则事’请托，批示为‘酌情办理’。”

陈子升补充道：“下官已密查当年经手此书吏。此人已故，然其子如今在城中开一小杂货铺，生活拮据。下官派人以‘收购旧文书’为名接触，其子隐约透露，其父晚年曾酒后懊悔，言‘不该为几两银子，替人篡改田册，亏了心’。”

虽然尚无直接证据证明李元礼之父当年具体如何操作，但田契与官方图册不符、科则违反定例、以及存在请托舞弊的强烈嫌疑，这几点已足以对李元礼所持“完美契据”的合法性，提出根本性质疑！这不再是“契据不明”的纠纷，而是当年产权获取可能就存在严重舞弊！

几乎同时，刑事侦查方面也有突破。排查曼陀罗来源的吏员，在城外一处偏僻的村落，找到一个曾走方卖药的跛脚郎中。此人承认，约在案发前半月，曾有一“管家模样”的人，以“家中牲畜惊厥”为名，从他这里买走过少量曼陀罗粉末，并详细询问了用量。经秘密辨认，此人极似李元礼家中的一名外院管事！

两条线索，一虚一实，一涉及产权根本，一指向下毒嫌疑，虽皆非铁证如山，却已足够形成强大的突破口和逻辑链条。

陈邦彦看着手中汇集而来的简报，脸上并无喜色，反而更显凝重。他知道，揭开盖子的时候到了，但掀开之后，露出的可能是更不堪的污秽，以及更猛烈的反扑。

“行文鄞县，并知会宁波府、按察司：塘河乡案涉及重大产权舞弊及下毒谋害嫌疑，本钦差决定，即刻提审一干人犯李元礼及其涉案管事、狱卒等，移至宁波府衙，由本钦差主持，会同浙江按察司、宁波府、通政巡访所，公开会审！”

“着通政公报浙江分社，派员列席记录（不得干预审讯），并可于审后，将案情进展及已查明之关键疑点，如实刊载，以正视听！”

“告诉陈子升，集中人手，准备好所有证据链！这一仗，我们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这塘河乡的黑幕，一层一层，剥给天下人看！”

永历十八年六月中旬，宁波府衙大堂。钦差大臣陈邦彦高坐正堂，按察司佥事、宁波知府、陈子升分坐两侧。堂下，李元礼与其管事、相关狱卒俱已带到。堂外围观者如堵，不仅有士民百姓，更有许多闻讯赶来的士绅，沈延赏等人亦混迹其中，面色阴沉。

陈邦彦没有废话，直接切入正题。他没有先问殴斗，而是从田契入手，将鱼鳞图册、黄册记录、当年户房移文残页、以及老书办等人的证言，一一当庭质对。李元礼起初尚能强辩，然在确凿的官方文书矛盾与专业质问下，渐渐左支右绌，冷汗涔涔。尤其当陈子升传唤那名已故书吏之子，当庭陈述其父遗言时，李元礼脸色煞白。

紧接着，刑部主事出示了对跛脚郎中的讯问笔录，以及对李元礼管事的初步拷问结果（管事已部分招认受李元礼指使购买曼陀罗，但辩称不知用途）。虽然李元礼矢口否认指使下毒，然购买毒物的时间、人物指向，与陈阿四中毒时机高度吻合，已构成重大嫌疑。

会审从清晨持续到午后。陈邦彦问案逻辑严密，证据环环相扣，将李元礼一方精心构筑的“契据分明、良善被欺”的表象，冲击得七零八落。尽管最终定谳尚需时间，但“李家田产来源可疑、涉嫌舞弊，并涉及购买毒物、陈阿四中毒案嫌疑重大”的结论，已清晰呈现于公堂之上，也通过通政公报访事的笔，迅速传遍宁波。

舆论，一夜之间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逆转。原本同情“良绅”的声音迅速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伪善豪强”、“舞弊夺产”、“下毒灭口”的震惊与谴责。通政公报紧接着刊发的详细报道，以扎实的证据和清晰的逻辑，彻底扭转了叙事。

沈延赏等人试图组织的二次舆论反击，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终于意识到，陈邦彦这位钦差，不仅“懂法”，更“懂账”，其破局之法，直击他们赖以维系地位的根基——对地方田赋册籍与产权话语权的垄断。

宁波的“法理暗战”，在钦差陈邦彦以“证据”和“专业”为武器的正面强攻下，取得了第一场关键性胜利。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李元礼案牵出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宁波乃至整个浙东士绅集团，不会就此罢休。而陈邦彦在宁波的雷霆手段，也势必在浙江其他推广地区，以及南京朝廷，激起新的波澜。

当宁波府衙的公堂散去，陈邦彦回到驿馆，接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密信。信中，监国朱常沅对其在宁波的作为给予肯定，但同时提醒：“宁波初胜，然根基未动。浙事如治丝，不可骤急。当借势整顿吏治，厘清赋则，稳固民心，徐图缓进。另，吉安、建宁、肇庆等处，近日亦有异动，卿需留意全局。”

陈邦彦放下密信，望向窗外渐渐停歇的雨势。宁波的天，似乎亮了一些，但远方的阴云，依旧重重。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而他在宁波的所作所为，不仅是为查清一桩案件，更是为整个“三项新政”的第二阶段推广，树立一个标杆，杀开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