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7章 析低育根源破表象迷思 循马恩原理论社会本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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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的寒风裹着细碎的冷意,掠过螺城的街巷,道旁的梧桐树落尽了叶片,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风擦过枝梢,发出低沉的声响。校园里的香樟树还留着深绿的枝叶,却也被寒风拂得微微晃动,落叶贴着地面缓缓滑行,被往来的行人脚步轻轻带起,又落下。
全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研活动室里,暖气片散着温热的气流,将室外的寒意隔绝在外,屋内的空气带着淡淡的墨香与纸张的味道。长形的实木桌旁,围坐着马院全体思政课教师,桌面上摊着厚厚一摞文件、调研手稿与搪瓷茶杯,杯口的热气袅袅升起,又慢慢消散在空气中。
最醒目的,是摆在每一位参会者面前的《全证世界2056-2080年全域人口发展统计公报》,封面用沉稳的黑色字体标注着文件名称,扉页上印着连续二十四年的人口生育率变化曲线,线条从2056年的1.8一路陡降,在2080年跌至0.7,远低于人口自然更替的2.1临界值,全域人口首次出现连续三年负增长,老龄人口占比突破37%,冰冷的数字与下滑的曲线,压得整个教研活动室的气氛格外凝重。
本次教研会的核心议题,正是围绕全域持续恶化的低生育率问题,研讨思政教育的引导方向。会议开始不过半小时,场内的讨论已然趋于集中,多数资深教师秉持着一致的观点,将生育率暴跌的原因,归结为青年群体的主观思想偏差。
坐在长桌首位的周崇礼,是马院教龄超过三十年的资深教师,一生深耕传统思政教育,治学严谨,对社会公共议题始终保持着高度关切,此刻他指尖按着人口公报,眉头微蹙,语气里满是忧虑,率先将观点摆上桌面:“二十四年,生育率跌了将近六成,这是关乎全证世界存续的根本问题。我带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亲眼看着当下的年轻群体,婚恋观念、家庭观念越来越淡薄,奉行所谓的个人至上、享乐至上,只追求自身的安逸自由,抵触婚姻束缚,逃避生育责任,把组建家庭、养育后代当成人生拖累。”
“思政教育的核心,本就是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眼下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加大婚恋观、家庭观的灌输力度,强化青年的社会责任感与家庭担当,扭转这种消极的思想倾向,让年轻人主动回归婚姻、承担生育义务,这是破解低生育困境的根本。”
周崇礼的话音落下,立刻有几位中年教师接连附和,纷纷结合自身接触的学生案例,佐证这一观点。
“我带的大二学生里,超过七成明确表示不想早婚,近四成直接说不打算生育,问其原因,全都是怕影响个人生活、怕辛苦、怕失去自由,说到底就是缺乏责任意识,被个人主义思想带偏了。”
“现在的网络环境也不好,充斥着大量恐婚恐育的负面言论,不断放大婚姻、生育的负面,让年轻人越来越抵触,我们思政工作者,必须主动出击,用正向的思想引导,纠正这些错误认知。”
“归根结底,还是年轻人的主观思想出了问题,没有认清自身的社会使命,只要把思想扭转过来,树立起正确的婚恋生育观念,生育率自然会慢慢回升。”
议论声在室内缓缓蔓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青年群体的主观选择,将这场持续二十四年的人口危机,简单定义为思想观念问题,寄望于通过思政灌输、观念引导,从根本上破解困局。
林默坐在长桌一侧的席位上,全程没有插话,只是指尖轻轻摩挲着人口公报上的曲线数据,指腹贴着冰冷的纸张,另一只手缓缓翻动着桌角厚厚的调研手稿。这份手稿,是她近三年来,利用课余与履职间隙,走访全证总局一区分局、二区分局、三区分局,累计调研两千三百一十七名18-35岁青年群体,整理出的一手生存、婚恋、生育现状调研记录,手稿上写满了详实的访谈内容、收支数据、生存现状,每一页都标注着清晰的调研地点与对象信息。
从二区分局的高新产业园区,到一区分局的传统制造业厂区,再到三区分局的高校毕业生聚居区,从刚步入职场的青年员工,到即将毕业的在校大学生,从普通基层劳动者,到职场青年白领,林默的调研覆盖了全证世界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青年群体,掌握着最贴近现实的生存真相。
听着场内众教师的讨论,林默指尖的动作缓缓停下,将调研手稿平摊在桌面上,目光扫过纸上密密麻麻的记录,心底已然明晰,场内所有的观点,都停留在低生育问题的表面现象,从未透过现象触碰核心本质,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根本分析方法。
会议主持人见场内观点趋于一致,唯独林默始终沉默,便轻声开口,征询她的意见:“林默,你一直深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兼顾基层民生调研,对这个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不妨说一说。”
主持人的话音落下,场内的议论声渐渐平息,所有目光都落在林默身上,有期待,有好奇,也有几分不认同。
林默微微挺直脊背,没有刻意拔高语调,也没有过激的辩驳,只是语气平稳、逻辑清晰地开口,先以调研数据打破主观归因的片面认知:“各位老师,我完全认同大家对人口危机的忧虑,也认可思政教育对青年观念的引导价值,但从近三年的基层调研数据来看,全证世界低生育率的核心根源,从来不是青年主观上不想结婚、不愿生育,更不是所谓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而是客观社会条件,尚未达到青年组建家庭、生育养育后代的基础标准,是客观条件制约下的理性选择,而非主观思想的偏颇。”
话音落下,场内泛起一阵细微的骚动,周崇礼眉头微蹙,刚想开口反驳,便被林默接下来的话语接续。
“首先谈最基础的时间与精力条件。2056年以来,全证世界全域职场普遍推行996、007工作制,我调研的两千多名青年里,日均工作时长超过11小时的占比92%,每月休息不足两天的占比76%,绝大多数青年的生活,只有公司、出租屋两点一线,加班到凌晨是常态,仅剩的休息时间,仅够补足睡眠、维持基本生存,连拓展社交、维系情感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抽出精力谈恋爱、经营婚姻、照料孩子。”
林默指尖点向调研手稿上的访谈记录,一字一句,皆是真实的基层现状:“二区分局高新园区的一名青年程序员,连续11个月无休,每天加班至凌晨两点,回到出租屋倒头就睡,他坦言,不是不想谈恋爱,是连和人好好说话的精力都没有,长期的高强度劳动,早已掏空了所有的私人时间,婚姻和生育,对他而言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这样的青年,在基层比比皆是,我们不能脱离他们的生存实际,空谈婚恋观念、家庭责任。”
紧接着,林默抛出全证世界青年的收入与生存成本数据,直击物质基础的核心矛盾:“再看物质条件,全证世界全域18-35岁青年平均月工资,稳定在5000全证币,扣除房租、餐饮、通勤、基础社保等必要生存开支,每月结余不足1000全证币。而全域组建家庭的基础门槛,彩礼、婚房首付、基础婚礼筹备,最低成本需要八十万全证币,按现有结余水平,一个普通青年不吃不喝,需要近七十年才能攒齐,连结婚的物质基础都不具备,何谈生育?”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劳动力的价值,包含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赡养家庭、养育后代的费用,以及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费用。但当下全证世界的资本逻辑下,市场支付给青年的工资,仅仅能维持劳动者自身的基本糊口,勉强覆盖个人生存成本,完全没有覆盖赡养家庭、养育后代、住房教育的额外支出,劳动力价值与实际工资严重背离,青年连自身生存都只能勉强维系,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家庭与生育的成本。”
话语至此,林默缓缓翻开手边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被她翻得页边微卷,页面上写满了红色的批注,正是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核心论述。
“恩格斯在着作中明确提出,人类社会存在两种基本生产,一是物质资料生产,即衣食住行、各类商品的生产,二是人类自身生产,即生育、养育、人口繁衍,二者必须相互协调、相互适配,社会才能正常延续、稳定发展。”
林默的指尖,落在标注好的核心段落上,结合全证世界现实,层层拆解理论内核:“2056年至今,全证世界的物质资料生产,实现了高度社会化、资本化、高效率化,资本持续积累,生产效率不断攀升,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社会从物质资料生产中获取了巨额的资本收益;但与之对应的人类自身生产,也就是怀孕、分娩、育儿、教育、医疗等环节,却始终停留在私人化、家庭化、市场化层面,全证世界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未将人口繁衍的成本纳入社会统筹,把生育、养育、教育的全部压力,毫无保留地转嫁到了单个家庭之上。”
“社会只享受青年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只享受资本积累带来的发展,却完全不承担‘培育新劳动力’的成本,生育从‘社会共同责任’,彻底沦为了家庭的纯负担,两种生产严重脱节,这才是生育率必然崩塌的核心根源。我们不能把社会制度、生产分配的问题,归咎于青年的主观选择。”
场内一片安静,此前急于附和的教师,纷纷低头翻看林默递过来的调研数据、青年收支明细,指尖摩挲着纸上的数字,原本笃定的神情,渐渐多了几分深思。
林默没有停顿,继续结合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拆解低生育背后的资本逻辑与制度矛盾,延伸至相对过剩人口规律的现实体现:“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在当下全证世界体现得淋漓尽致。资本持续积累,生产技术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持续提高,全域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进而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直接加剧了职场竞争,压低了劳动者工资,催生了极致的职场内卷。”
“当下全证世界,学历通胀愈发严重,本科学历沦为基础岗位的入门门槛,研究生、博士生扎堆竞争基层岗位,青年自身深陷就业焦虑、职场内卷之中,连自身的职业稳定、生存保障都无法实现,更不敢轻易组建家庭、生育后代。他们深知,当下养孩子不再是‘添双筷子’的简单供养,而是从出生到成年的长期大额投资,养儿不再具备养老的经济基础,反而要担心孩子出生后,重复自己的内卷、失业、生存压力,生育从传统的保障型行为,彻底变成了高风险的纯消费行为,青年选择少生、不生,本质是对过剩劳动力市场的理性回避,而非贪图个人安逸。”
谈及女性群体的生育困境,林默的语气多了几分对现实的深刻剖析,紧扣恩格斯妇女解放理论的核心观点:“恩格斯明确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全证世界实现了前半段,女性普遍进入职场,获得了经济独立,实现了人格自主,但与之配套的保障体系,却完全没有跟上。”
“当下的全证世界,育儿、家务、家庭照料的责任,依然几乎全部压在女性身上,女性面临职场劳动与家庭劳动的双重剥削,承受着双重压力。生育意味着职业中断、收入下降、职场歧视,甚至是晋升通道彻底关闭,女性生育的个人成本、职业成本极高。没有公共托育体系、没有家务社会化保障、没有性别平等的劳动就业保护,女性越独立、越清醒,生育意愿就越低,这不是女性自私,而是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导致的必然结果。”
最后,林默直指当下部分错误论调,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口观,批判对马尔萨斯陷阱的错误套用,厘清人口问题的本质:“当下有不少声音,将低生育问题归因于人口过多、资源不足,或是青年观念变质、贪图享乐,这完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知。马克思主义早已明确,不存在抽象的自然人口规律,任何人口问题,始终是特定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的问题。”
“当下全证世界的物质生产能力,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全域物质资源足以满足所有民众的生存、生活需求,不存在资源短缺、养不起孩子的问题,矛盾从来不在资源总量,而在资源分配不均。低生育不是人口过剩导致的,而是资本积累下,劳动力再生产条件持续恶化、两种生产严重脱节、家庭保障体系缺失的结果,把制度性问题、分配问题,归结为人口问题、青年思想问题,本质是回避核心社会矛盾,掩盖制度短板。”
林默的话语落下,整个教研活动室彻底陷入沉寂,只有暖气片轻微的声响,在屋内缓缓回荡。
周崇礼指尖按着桌面上的调研数据、理论批注,反复翻看,眉头依旧紧锁,却不再是此前的忧虑与笃定,而是带着对全新分析视角的深思,对过往片面认知的反思。他深耕思政教育三十年,始终秉持着思想引导为先的理念,却从未真正下沉到基层青年群体中,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压力、物质困境、制度枷锁,从未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生产关系、分配逻辑、制度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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