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2章 种棕榈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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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充足的劳动力——那些从印尼逃过来的华人，那些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年轻人，他们需要工作，需要饭碗。种油棕，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万亩油棕园，需要几百个工人。一百万公顷，就是几万个就业岗位。”

他走回桌前，双手撑在地图上：

“我们还有国家的统一规划——这不是马来西亚那种零敲碎打的私人种植园，而是国家战略。从种苗培育、到种植规划、到加工提炼、到国际贸易，全产业链统一布局，统一调度。”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从苏门答腊的东海岸一直划到加里曼丹的南部：

“苏门答腊岛东海岸，有至少五十万公顷的适合种植油棕的荒地。加里曼丹岛南部，也有五十万公顷。加起来，一百万公顷。全部种上油棕，五年后开始收获，七年后进入丰产期，十年后达到高峰期。”

他直起腰，看着面前的两个人，目光灼灼：

“那时候，兰芳可以年产棕榈油五百万吨——占全世界市场份额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百万吨棕榈油，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价值二十亿美元。二十年之后，价格翻倍，就是四十亿美元。”

办公室里安静极了，安静得能听到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

林文正在心里飞快地算着账。二十亿美元——兰芳一九七六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才不到三十亿美元。一种作物，就能创造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出口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兰芳可以从一个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农产品出口国。

但李振邦沉默了很久。

他的沉默不是因为不懂，而是因为太懂了。

作为农业科学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砍伐原始森林种植油棕意味着什么——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破坏、土着居民搬迁、生态系统崩溃……每一个都是沉重的代价，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历史的罪状。

他想起一九七零年，他去马来西亚考察油棕种植园时看到的场景——推土机开进原始森林，几百年的老树像火柴棍一样被推倒，堆在一起焚烧，浓烟遮天蔽日，几十公里外都能看到。猩猩在燃烧的树林里尖叫着逃命，有的被烧死，有的被困在孤零零的残存树冠上，无路可走。土着人的村庄被推平，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油棕园，而他们自己则被赶到了保留地里，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

他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睁开。

“总理事，”他的声音有些沙哑，“那些森林里住着土着部落——巴塔克人、达雅克人、马都拉人……他们在那些林子里住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林子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粮仓，就是他们的神庙。砍了他们的林子，就等于毁了他们的家。”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了一些：

“他们会同意的。他们不会同意的。”

陈启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丝毫不耐烦。他走回座位，坐下来，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李教授，你说得对。所以这件事，不能像马来西亚那样做——直接把推土机开进去，不管三七二十一，砍光了再说。那是殖民者的做法，是掠夺者的做法，不是兰芳的做法。”

他的目光变得柔和了一些，但语气依然坚定：

“要先和土着部落谈。派代表团进去，一个一个村子地走，一家一户地谈。告诉他们，我们来不是为了抢他们的地，是为了带他们一起过好日子。给他们选择——愿意自己种油棕的，我们提供种苗、肥料、技术，收成对半分。愿意把地租给我们的，每亩给年租金，油棕结果后再给分红。什么都不愿意的，就不动他们的地。”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

“兰芳不缺那几万亩地。但我们缺人心。”

他转向李振邦，目光里带着一种沉甸甸的信任：

“李教授，这件事交给你。你是农业专家，又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跑了这么多年，跟土着部落打过交道，他们信任你。你去和他们谈，听听他们的想法——他们想要什么、担心什么、害怕什么。需要什么条件，我们尽量满足。”

他站起身，走到李振邦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实在不愿意的，绝对不强求。兰芳是他们的家，也是我们的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李振邦的眼眶红了。他重重地点头，用力得脖子都发出了咔嚓一声：

“总理事，你放心。我就是跑断腿，也要把这件事办好。”

陈启笑了，笑容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别跑断腿，你的腿还要留着看试验田呢。”

三个人都笑了。笑声在办公室里回荡，冲淡了刚才的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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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五日，李振邦带着一支十二人的队伍，从兰芳城出发，一路向西，深入苏门答腊内陆。

队伍里有三个翻译——分别通晓巴塔克语、达雅克语和马都拉语。有两个助手——都是农业大学的高材生，专门研究热带作物种植的。还有一个医生、一个测绘员、一个摄影师，以及四个负责背物资的当地人。

他们坐了两天的卡车，又走了一天半的山路，才到达目的地——一个叫“虎尾村”的小村庄。

虎尾村隐藏在原始森林的深处，周围是遮天蔽日的热带雨林，高大的龙脑香科树木耸入云霄，树冠层密集得像一把巨大的绿伞，把阳光切割成无数细碎的光斑洒在地面上。林间有长臂猿的啼叫声，有犀鸟扑棱翅膀的声音，有不知名的虫鸣鸟叫，汇成一首热闹而嘈杂的交响曲。

全村只有三百多人，散居在一条小溪两岸的高脚屋里。房屋用竹木搭建，屋顶铺着亚答叶，没有墙壁，只有帘子。村民们靠打猎和刀耕火种为生，在森林里开垦一小片土地，种上旱稻和木薯，烧掉砍下来的树枝杂草作为肥料，种两三年就抛荒，再开新地。

他们几乎不与外界接触。村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学校，没有诊所。唯一的现代文明痕迹，是村长西通加屋里挂着的一把荷兰人留下的破旧军刀——那是他爷爷的爷爷从荷兰殖民者手里缴获的战利品。

李振邦在村口等了整整三天。

不是被拒绝进村，而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外来者必须在村口等待，等村里的长老们商量好了，才能决定是否允许他们进入。这是规矩，几百年传下来的规矩，谁也不能破。

三天里，李振邦就坐在村口的一棵大榕树下，吃着自带的干粮，喝着溪水，耐心地等着。他没有催促，没有抱怨，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偶尔翻翻随身带的笔记本，或者在周围走走看看，观察这里的土壤和植被。

翻译小陈有些着急：“李教授，他们会不会不让我们进去？”

李振邦摇摇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会让我们进去的。给他们时间。”

第三天傍晚，一个年轻的巴塔克人从村里走出来，用生硬的印尼语对他们说：“村长请你们进去。”

李振邦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跟着那个年轻人走进了村子。

村长西通加坐在自家高脚屋的平台上，盘着腿，面前摆着一碗棕榈酒和一碟烤木薯。他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像被刀劈斧凿过的岩石。他的眼神警惕而冷漠，像一只盯着猎物的老鹰。

他没有起身迎接，也没有让座，只是用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李振邦。

李振邦在平台说了句问候的话。发音生硬，语调不准，但意思到了。

西通加的眼睛微微动了一下，那层冷漠的冰壳似乎裂开了一道细缝。

“坐。”他用下巴指了指对面。

李振邦爬上平台，盘腿坐下。翻译小陈坐在他身后，随时准备翻译。

西通加开门见山，没有任何客套和铺垫：

“你们要砍我们的林子？”

李振邦点头，同样直接，没有绕弯子：

“是。但不是白砍。”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展开，铺在两人之间。纸上用印尼文和中文写着详细的条款，每一个数字都标得清清楚楚。

“砍多少，补种多少。砍一亩林子，我们种一亩速生林——按叶相思、大叶相思、马占相思，这些都是速生树种，长得快，十年就能成林。十年之后，又是一片新林子，比原来的更整齐、更有用。”

西通加没有说话，但眼神里的警惕稍微松动了一些。

李振邦继续说，手指点着纸上的条款：

“砍掉的林子，每亩补偿一百美元。这不是租金，是买断补偿——一次性付清。你们可以用这个钱给孩子上学、给家里盖房、买拖拉机、买发电机。怎么花，你们自己说了算。”

他换了一行，继续点着：

“种油棕的地，不是卖给我们，是租给我们。每亩地每年租金三十美元，每年一付，雷打不动。油棕结果之后，每亩地每年再给百分之五的利润分红——果子卖得越多，分红越多。”

他说完了，抬起头，看着西通加。

西通加沉默了很久。

他低着头，盯着那张写满条款的纸，一动不动。他看不懂上面的字——他不识字，不管是印尼文还是中文。但他看得懂那些数字——一百、三十、百分之五。

他见过荷兰人。

荷兰人来的时候，开着大船，扛着洋枪，把村子围起来，用枪托砸开每一户人家的门，把男人赶到林子里去砍树，把女人赶到种植园里去干活。不给工钱，只给一点点粮食，够活着就行。谁要是敢跑，就绑在树上抽，抽得皮开肉绽，然后扔在太阳底下暴晒。他爷爷的腿就是被荷兰人打断的，瘸了一辈子。

他见过日本人。

日本人来的时候，比荷兰人更狠。他们不光要树，还要人——把年轻人抓去修铁路、挖战壕，去了就回不来。他有两个叔叔，一个死在铁路工地上，累死的，另一个死在缅甸，被炮弹炸死的，连尸骨都没找到。他奶奶听到消息的那天，一头撞死在门框上。

他见过印尼人。

印尼人来的时候，穿着军装，开着吉普车，说要“开发边疆”。他们砍了村子东边的那片林子，一棵树都没补种，砍完就走，留下一片光秃秃的荒地，雨季一来就滑坡，泥石流冲毁了山下的好几块旱田。他们还抓人去做苦力——说是“义务劳动”，其实就是白干，一天给两顿饭，连工资都没有。

但现在，来的这些人不一样。

他们不拿枪，不穿军装，不开吉普车。他们走路来的，在村口坐了三天，老老实实地等着。他们说话和气，不吼不叫，还学巴塔克语跟他打招呼。他们说要砍树，但给钱——给很多钱，给得他都不敢相信。他们还说要补种，说十年后又是一片林子。他们还说要分红，说果子卖得越多，分得越多。

西通加抬起头，看着李振邦的眼睛。

那双眼睛很老，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眼白有些浑浊，但瞳孔是亮的——不是那种精明的、算计的亮，而是一种温和的、诚恳的亮，像一个长辈看着自家孩子。

“你们……”西通加开口了，声音有些干涩，“图什么？”

李振邦笑了笑。

那个笑容在他晒得黝黑的脸上绽开，像干裂的土地上开出了一朵花。

“图你们过上好日子，”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图兰芳有钱。图以后你们的儿子孙子，能读书、能看病、能住上好房子，不用再像你们一样，一辈子窝在林子里，连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西通加沉默了更久。

他端起那碗棕榈酒，喝了一大口，辣得他龇牙咧嘴。然后他放下碗，看着远处的林子——那片他从小在里面奔跑、打猎、砍柴、掏鸟窝的林子。夕阳的余晖打在树冠上，把整片森林染成了一片金红色，美得像一幅画。

“我要和族人商量，”他说，“这是大家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李振邦点头：“应该的。我们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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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日，虎尾村的族人们在村长家的高脚屋前开了一整天的会。

全村三百多人，能说上话的成年男人都来了，四五十个人围坐成一个圈，像一个大号的家庭聚会。女人们坐在外围，不能发言，但可以旁听。这在巴塔克人的传统里，已经是相当开明的做法了。

争论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天黑。

老人们几乎一致反对。最年长的托巴·西雷加尔，已经八十多岁了，牙齿掉得只剩几颗，说话漏风，但声音最大：

“林子是祖上传下来的！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住在这片林子里。林子里有我们的祖先、有我们的神灵、有我们的根。砍了林子，就等于刨了根！根都没了，我们还是巴塔克人吗？！”

他激动得浑身发抖，手里的拐杖在地上戳得咚咚响。

年轻人们坐在另一边，态度截然相反。三十出头的马库斯·西通加——村长的侄子，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在外面打过工的人。他曾经在棉兰的橡胶园里干了三年，见识过外面的世界。他站起来，声音洪亮：

“托巴爷爷，您说得对，林子是祖上传下来的。但祖上传下来的，是让我们守着它饿肚子，还是让我们用它过好日子？”

他指着村子周围那片茫茫林海：

“这片林子，养了我们三百多人，养了几百年。可这几百年里，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刀耕火种，靠天吃饭。旱季来了就缺水，雨季来了就闹虫。孩子生病了没有药，只能请巫师跳大神。女人生孩子，十个里面有一个会死。男人打猎，被野猪咬伤、被毒蛇咬伤，没有医生，只能自己扛，扛得过去就活，扛不过去就死。”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

“我不想再过这种日子了！我想让我的儿子读书，让他识字，让他将来不用像我一样，只能给人当苦力！我想让我的女人生孩子的时候，有医生在旁边守着，不用拿命去赌！我想让我老了以后，不用像托巴爷爷一样，连一颗假牙都买不起！”

托巴爷爷气得满脸通红，用拐杖指着马库斯，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女人们沉默地坐在外围，但她们的眼睛是亮的。好几个年轻母亲，怀里抱着孩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马库斯，嘴唇微微翕动，似乎在无声地支持他。

吵到太阳落山，天边只剩下最后一抹暗红色的晚霞，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村长西通加身上。

西通加一直没说话。他坐在圈子中央，闭着眼睛，像一尊石像。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既理解老人们的恐惧，也理解年轻人们的渴望。他自己就是夹在中间的那一代人，既舍不得祖上传下来的林子，又不想看着子孙后代继续过苦日子。

终于，他睁开眼睛。

“让兰芳人进来。”

他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暮色中，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人群里响起一阵骚动。老人们唉声叹气，年轻人们喜形于色。

西通加抬起手，压下了所有的声音：

“但有一个条件。”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们的地，我们自己种。不是租给他们，不是卖给他们，是我们自己种。他们出苗、出肥、出技术，我们出工、出地。收成对半分。”

他转向马库斯：

“你带人种。种得好不好，关系到全村人的饭碗。”

马库斯愣了一下，随即猛地站起来，胸膛挺得高高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村长，你放心！我种不好，你砍我的头！”

西通加瞪了他一眼：“砍你的头有什么用？种不好，全村人都得饿肚子。”

有人笑了起来，紧张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了许多。

翻译小陈把西通加的话一字不漏地翻译给李振邦听。李振邦听完，当场就点了头。

“答应他们。对半分，公平合理。”

第二天一早，在一片浓重的晨雾中，巴塔克人与兰芳政府签订了第一份油棕种植协议。

协议上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