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4章 规划未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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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从机械厂回来时，天已经擦黑。他习惯性地绕道经过临时搭棚的“识字班”，那是苏颜和几位随军家属自发组织的——白天是妇女们学习认字，傍晚放学后的孩子们也聚在这里，就着两盏汽灯写作业。

棚子里传出朗朗读书声，是孩子们在齐声背诵：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陈启放慢脚步，站在棚外阴影处。

透过帆布缝隙，他看到苏颜正站在那块用墨汁刷黑的三合板前，用粉笔一笔一划写下“楼”字的繁体。二十几个孩子挤在长条凳上，膝头垫着木板当课桌，手里捏着从各处搜罗来的纸片——有些是旧报纸边角，有些是水泥袋内衬，甚至还有几片洗净晾干的芭蕉叶，上面用木炭歪歪扭扭描着字。

坐在第一排的女孩大约七八岁，扎着两条细小的辫子，正低头专注地描红。她手里的笔是用鸡毛管削尖塞进木棍制成的土制钢笔，蘸的是锅底灰调桐油熬成的土墨水。每写一笔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浪费这来之不易的墨汁。

陈启认得她——阿英，父亲是去年在边境冲突中牺牲的防卫军战士，母亲在基地食堂帮工。她的描红本是一沓缝在一起的牛皮纸袋，封面用稚嫩笔迹写着：“林美英7岁一年级”。

苏颜的声音从棚内传来：

“同学们，‘楼’字写的时候要注意，左边是‘木’，右边是‘娄’。木代表木材建的房屋，娄是声旁，也表示层叠的意思。我们兰芳现在住的木屋，就是最简单的‘楼’。将来你们长大了，要给兰芳建真正的楼——有学堂楼、医院楼、图书馆楼，比这首诗里看到的楼还要高。”

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那光芒比两盏汽灯更明亮。

陈启没有进棚，转身离开了。

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踏在雨后初晴的泥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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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根”基地核心会议。

与会者只有四人：陈启、周文泰、苏颜、还有一位头发花白、戴深度近视眼镜的老人——陈启刚从新加坡秘密接来的新成员。

老人叫苏承业，六十七岁，原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国语教师。1965年排华浪潮中，他因“传播左翼思想”被吊销教师资格，此后四年靠给华商子弟做私塾先生勉强度日。三个月前，李光甫通过地下渠道接触他时，老人只说了一句话：

“我还有多少年可活？让我把肚子里这点东西，带到一个能传下去的地方。”

此刻，苏承业坐在会议桌旁，布满老年斑的手轻轻抚摸着陈启递给他的那份草案——《兰芳共和国华文教育体系建设纲要》。

他看得很慢，每一页都要反复读两遍。读到第三页“课程设置”时，他的眼眶湿润了。

“总理事，”老人的声音微微发颤，“国语、历史、地理、算术、自然、公民……这是完整的六年制完全小学课程。您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陈启沉默片刻。

他知道，自己无法解释这份草案的真正来源——那是他在空间里利用百倍时间流速，反复研究了二十世纪各国基础教育体系，从新加坡的华校到台湾的国民教育，从大陆的五年制小学到香港的英文书院，最终结合兰芳实际需求，一科一科、一册一册设计出来的。

“苏老师，”陈启说，“兰芳的孩子们不能永远在芭蕉叶上写字。他们需要有课本、有教室、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更重要的是——”

他顿了顿：“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生活。”

苏承业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

“总理事，我在南洋教了四十三年华文。我教过三代人：第一代孩子还认得汉字，会说家乡话，记得祠堂在哪里；第二代孩子汉字认得一半，日常只说闽南语或客家话，祠堂只剩下模糊印象；第三代孩子……”

他的声音哽咽了：“第三代孩子，很多连自己的中文名字都不会写了。他们叫Tony、叫Mary、叫John，读英校、说英语、想的是如何考进剑桥和牛津。华文？那是祖父祖母在神台前念经用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