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天涯进忠共相遇，辛亥京察风云起（2/2）

众人听了，都是深以为然。

这深宫之中，虽然充满了各种明争暗斗和尔虞我诈，但也并非全然都是冰冷无情。偶尔闪现的这点点善意和温暖，便如同黑夜中的星光，虽然微弱，却也足以让人心生慰藉，感受到一丝人性的光辉。

而躺在刘淑女怀中，假装睡着的李明远将这一切都听在了耳中。他心中也不由得对那个素未谋面的李进忠，产生了一丝好奇。

能在这等级森严、人情淡漠的皇宫之中，依旧保持着一份憨厚与善良，这样的人，确实不多见了。

万历三十九年，岁在辛亥。

若论这一年，大明朝堂之上，最能牵动百官心弦，也最能引得各方势力暗流涌动的，莫过于那每隔六年便要举行一次的“京察”大典了。

明一代，这京察之法，乃是考察在京大小官吏政绩品行之重要途径，亦是天子用以巩固统治、澄清吏治、黜陟百司的关键手段。《明史·选举志》有云：“考察之法，京官六年，以巳、亥之岁。”自孝宗弘治朝以后，这六年一次的京察规制，便已正式确立，雷打不动。

依照品级高低，京官的考察方式也各有不同。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由皇帝“简擢”，意即由皇帝亲自决定其升迁贬黜；四品以下官员，则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进行考核，再上奏皇帝定夺。

这本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员考核制度，旨在激励贤能，淘汰庸劣。然而，凡事有利有弊。自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为集权中央，一怒之下取缔了自秦汉以来延续千年的宰相之职后，六部九卿、各寺各监的堂官，便直接向皇帝负责。这种制度设计，在开国之初，皇帝励精图治之时，尚能勉强维持。

但到了如今这万历朝后期，情形便大不相同了。

当今天子万历皇帝，早已不复青年时的英锐之气，多年来深居九重宫阙之内，与朝臣壅隔不通，一派怠惰疲惫的迟暮景象。

尤甚者，则常年不视朝，不御经筵，不亲郊庙祭祀，甚至连内外官员的空缺都不愿及时批复补任。大量的奏疏如同石沉大海，被“留中不发”，朝政运转几近停滞。

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各衙门之间并无统属关系，内阁大学士虽有“票拟”之权，也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并不能直接号令百官。如此一来，权力中枢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有真空，便有争夺。

这也很好理解，大家都平等，自然拉帮结派搞斗争。

于是乎，万历朝中后期，党争之风愈演愈烈，也便不足为奇了。各个派系的官员，为了争夺权力，排除异己，纷纷拉帮结派，互相攻讦。朝堂之上，不再是以国事为重，而是以派系利益为先。谁的人多，谁的声音便大；谁的官位高，谁的拳头便硬。一时间，乌烟瘴气，令人齿冷。

而这每逢巳、亥之年举行的京察，便成了各派势力角逐和清算对手的最佳战场。

今年，万历三十九年，正值辛亥，又是一个京察之年。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此次京察，吏部尚书一职，由素有“秦党”党魁之称的孙丕扬担任。这孙丕扬，为人刚直，但也颇有手段。他深知此次京察乃是打击政敌、巩固自身势力的良机，便早早地开始运筹帷幄，暗中联络在野的东林党人，准备联手出击，一举将朝中其他与其意见相左的党派势力，尽数扫除，以期“澄清玉宇”，独揽大权。

一时间，京城之内，暗流涌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就在这风声鹤唳的当口，刑部山西司主事秦聚奎，突然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疏，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花。

这道奏疏，矛头直指当朝一些官员结党营私、欺上瞒下、假公济私、扰乱朝纲的种种劣迹。其言辞之犀利，指控之严厉，令人触目惊心。

更令人侧目的是，秦聚奎在奏疏之中，竟毫不避讳地将矛头指向了所谓的“秦党”核心人物，吏科都给事中王图等人，痛斥其把持朝政，广植私党。

奏疏中更是大胆直言，如今这天下大势，似乎只剩下“秦人”说了算，皇上之意旨，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架空；天下群情汹涌，百官士子，也只知道趋炎附势，奔走于“秦人”门下，却不知这大明江山，究竟还有没有皇上！

如今的孙丕扬已不是昔日的孙丕扬，他听不进正确意见，导致众多正直之士无法施展抱负；精神逐渐萎靡，使得群邪趁机诋毁他人。

这番话，说得是何等大胆！何等诛心！

奏疏一出，整个朝堂为之震动。

支持者拍手称快，认为秦聚奎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