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3章 凡尔登的倒影（1/2）

法国香槟地区，第152步兵师驻地

五月的阳光本该温暖，但落在被战争蹂躏三年的土地上，只显出一种病态的苍白。安托万·勒费弗尔中尉坐在半塌的酒窖里，盯着手中那份已经读过三遍的命令文件。纸页边缘被他的手指磨得起了毛，但上面的文字依然冰冷刺骨：

“第152步兵师将于5月20日投入香槟夏季攻势，作战目标：突破德军第三道防线，向前推进至少五公里……”

五公里。勒费弗尔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三年前，1914年8月，他相信这样的命令。那时他年轻，热血，以为战争会在圣诞节前结束，以为一次决定性进攻就能打垮德国佬。现在，1917年5月，他已经三十一岁，左腿有一道永远无法完全愈合的弹片伤，右耳在凡尔登被炮震聋了一半，而战争……战争似乎永无止境。

酒窖外传来士兵的歌声，不成调，充满讽刺：

“霞飞将军说进攻，

尼韦勒将军也说进攻，

我们向前冲啊冲，

倒在泥里没人懂。

五公里换五万人，

这样的算术真划算，

只可惜算命的，

从来不上前线玩……”

歌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勒费弗尔没有出去制止。他知道为什么士兵们会这样唱。过去三年，法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攻势：1914年的边境战役，1915年的香槟和阿图瓦攻势，1916年的凡尔登和索姆河，现在1917年春天，尼韦勒将军又承诺要进行“终结一切进攻的进攻”。

承诺。勒费弗尔冷笑。1916年凡尔登战役前，贝当将军也承诺过“他们无法通过”。结果呢？德国人通过了，法国人用三十万条生命才勉强守住。索姆河战役前，霞飞承诺“这将打破僵局”。结果呢？双方伤亡超过一百万，战线移动了不到十公里。

现在，尼韦勒将军——这位接替霞飞的总司令，以其在凡尔登后期的有限成功而闻名——发誓要在1917年春天用一场大规模进攻结束战争。计划宏大而复杂：佯攻在阿拉斯，主攻在香槟，同时英军在北方配合。目标：彻底突破德军防线，分割德军部队，在夏天到来前赢得战争。

勒费弗尔参加过无数次作战简报。他记得尼韦勒将军的豪言壮语：“先生们，我将给你们胜利，我将给你们突破，我将给你们和平！”将军们鼓掌，参谋们兴奋，只有前线军官沉默。因为他们知道，无论计划多么完美，最终执行的是士兵，流血的是士兵，死亡的是士兵。

酒窖的门被推开，一连串长拉乌尔·杜邦走了进来。和勒费弗尔一样，杜邦也是1914年的老兵，脸上有香槟战役留下的烧伤疤痕。

“听到了吗？”杜邦坐在一个空酒桶上，掏出卷烟纸和烟草，“全师都在传。第87步兵团已经公开拒绝执行进攻命令了。”

勒费弗尔抬起头：“官方说法呢？”

“官方？师部说是‘暂时的士气问题’，正在‘通过教育和鼓舞解决’。但实际情况……”杜邦卷好烟，点燃，深吸一口，“实际情况是，第87团有三个连的士兵昨晚把枪架起来，宣布除非改善条件并取消无意义的进攻，否则他们不再作战。”

哗变。这个词在勒费弗尔脑海中闪过，带来一阵寒意。在法国军队中，哗变是不可想象的罪行，通常以死刑论处。但……他能理解那些士兵。三年了，死了那么多人，得到了那么少，而将军们还在计划新的屠杀。

“上面怎么处理？”他问。

杜邦吐出一口烟：“师部派了宪兵，包围了那几个连的驻地。但没敢强行抓人——怕引发更大规模的哗变。现在正在谈判，据说承诺改善伙食，增加休假，但进攻命令……不肯取消。”

“因为尼韦勒将军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勒费弗尔冷冷地说，“一场足够大的胜利，来掩盖凡尔登的失败，索姆河的惨剧，还有……还有所有那些无意义的死亡。”

两人沉默。酒窖外，士兵的歌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压抑的、愤怒的低语。像即将爆发的火山，像即将决堤的洪水。

“我们团呢？”勒费弗尔最终问。

杜邦苦笑：“目前还‘稳定’。但我的连里已经有士兵公开说了：如果命令进攻，他们会服从，但不会冲锋。就待在堑壕里射击，不前进也不后退。他们称之为‘消极服从’。”

消极服从。勒费弗尔想起索姆河战役时，他看到英军士兵在军官的驱赶下，排着整齐的队形走向德军的机枪火力。那不是进攻，那是屠杀。而现在，法国士兵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反抗：不冲锋，但也不撤退；不哗变，但也不送死。

“其他部队呢？”

“整个香槟前线都在骚动。第5轻步兵师、第3殖民地师、第10步兵师……都有类似报告。不只是我们师，安托万。是整个法国军队，在经历了三年毫无意义的屠杀后，正在到达崩溃的边缘。”

杜邦掐灭烟蒂：“而且不只是士兵。你知道上周的新闻吗？巴黎的军工厂女工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停止夜班。里昂的铁路工人拒绝运送军用物资。就连后方都在崩溃，更何况前线？”

勒费弗尔站起身，跛着腿走到酒窖门口，向外望去。营地里，士兵们三五成群地聚集，低声交谈。没有人训练，没有人保养武器，没有人做进攻前的准备。只有一种沉重的、充满怨恨的等待。

他看到一个年轻士兵——可能不到二十岁，应该还在上学或学徒的年纪——坐在一个弹药箱上，呆呆地看着手中的照片。勒费弗尔走过去。

“家里来信？”他温和地问。

士兵抬头，眼神空洞：“我哥哥。第87步兵团的。三天前阵亡的通知到了。同一天，我收到了进攻命令。”

勒费弗尔的心沉了下去。这样的故事在法国军队里太常见了：兄弟相继战死，父子先后阵亡，整个家庭被战争摧毁。

“我父亲1914年死在马恩河，”士兵继续说，声音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哥哥现在死在香槟。我母亲的信里说，如果我也死了，她就没人可失去了。”

他抬起头，看着勒费弗尔：“中尉，你说我该怎么办？服从命令去死，让母亲孤独终老？还是违抗命令活下来，让母亲有个儿子，哪怕是个懦夫的儿子？”

勒费弗尔无法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战争把每个人逼到这样的绝境：选择死亡，或者选择耻辱；选择国家，或者选择家庭；选择抽象的责任，或者选择具体的人性。

“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们，”他最终说，知道这句话多么苍白无力。

士兵苦笑，收起照片，走开了。

勒费弗尔回到酒窖。杜邦还在那里，又卷了一支烟。

“你看到了，”杜邦说，“这就是我们的军队。身体还在，灵魂已经死了。他们还能呼吸，还能走路，还能射击，但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胜利，不相信将军，不相信战争的意义。”

“那我们呢？”勒费弗尔问，“我们这些军官呢？我们还相信吗？”

杜邦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相信一件事：如果再有一次像索姆河或凡尔登那样的屠杀，法国军队会崩溃。不是撤退，不是失败，是彻底崩溃。士兵会放下武器，转身回家，不管什么命令，不管什么军法。而到那时……”

他没有说完，但勒费弗尔明白：到那时，德国人只需要走进来，占领法国，赢得战争。三年牺牲，百万人死亡，最终以彻底崩溃告终。

下午，师部召开了军官紧急会议。师长夏尔·芒然少将——一个精明但疲惫的老军人——站在简陋的讲台前，试图鼓舞士气。

“先生们，我知道部队中有……不安情绪。但我们必须理解大局。尼韦勒将军的计划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我们有前所未有的炮兵优势，有新的战术，有……”

“有新的死亡方式，”后排有人低声说，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全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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