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交 锋（1/2）
县医院行政楼的小会议室，窗户敞开着，上午的阳光斜射进来，将空气中的微尘照得纤毫毕现。长方形的会议桌一端，坐着省厅来的方主任和他的两位同事，面前摊开着厚厚的资料夹和笔记本。另一端，只放了一张孤零零的椅子，是给陆九思准备的。
陆九思走进来，对方主任三人微微点头致意，然后在那张椅子上坐下。他的背脊挺直，双手自然地放在膝盖上，目光平静地迎向对面审视的目光。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鸟鸣和远处隐约的广播声。
“陆医生，请坐。”方主任开口，语气比上次在仓库时更加正式，也带着一种技术研讨的严谨，“今天请你过来，主要是针对周晓武病例中几个关键的技术疑点，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澄清。我们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具体，甚至有些尖锐，希望你能理解，并基于事实和医学原理，给出最准确的回答。”
“我明白，方主任。我一定如实、详尽地回答。”陆九思点头。
询问开始了。
问题果然更加深入和聚焦。方主任和他的同事，显然在过去几天里，详细研究了他之前提供的陈述、病历资料（包括可能存在疑点的部分），以及可能从省院获取的最新信息。
他们首先聚焦于“牛心包片”的应用。
“陆医生，根据你的描述和手术记录，当时右心室破裂口心肌组织极其脆弱，常规缝合确实存在困难甚至导致撕裂的风险。使用牛心包片作为补片加固，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思路。”方主任的一位同事，一位头发花白、戴着厚眼镜的老专家推了推眼镜，语气平缓但目光锐利，“但问题在于，第一，这种经过处理的异种生物材料，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国内，获取渠道非常有限，其安全性、有效性、尤其是远期效果，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持。你个人是如何确认其可用性并决定使用的？第二，在紧急手术中，未经医院正式采购审批流程使用此类特殊材料，是否符合当时的规定？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方案？”
问题直指核心：技术的超前性与程序的合法性。
陆九思早有准备。“关于材料可用性，我承认，当时国内关于牛心包片用于心脏修补的报道极少。我的决策依据，主要基于几个方面：一是对心肌生物力学的基本理解，脆弱心肌需要的是覆盖和分担张力，而不是强行拉拢；二是我曾经阅读过少量国外文献（主要是摘要），提及类似生物材料在实验中的潜在价值；三是我们医院当时恰好有极少量此类‘实验性材料’储备，是早年某次学术交流留下的，一直封存在特殊材料库。在那种生死一线的紧急情况下，当现有常规手段明显无效时，我认为尝试使用这种理论上更优、且手头恰好有的材料，是合理且必要的医疗决断，符合‘紧急避险’原则。至于替代方案，”他顿了顿，“当时考虑过单纯缝合加心包或自体组织覆盖，但评估认为对脆弱心肌的切割和牵拉风险更大，且操作更复杂耗时。时间，是当时最稀缺的资源。”
他巧妙地将“超前”解释为“基于基本理论和极端情况下的合理尝试”，并将材料来源归于医院“早年储备”，模糊了具体渠道。同时强调“紧急避险”和“时间因素”，为程序瑕疵提供了情理上的辩护。
老专家记录着，没有立刻评价，继续问道：“那么，关于术后，尤其是在患者出现高钾血症和疑似毒物袭击后，你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甚至可以说是激进的支持和治疗措施，比如大剂量、多联的血管活性药物使用，复杂的血液净化方案调整，以及对颅内高压的处置，其决策依据和风险收益比，你当时是如何权衡的？”
这个问题更加复杂，涉及多学科的综合判断。
陆九思拿起桌上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白纸和铅笔（这是他要求的，以便画图示意）。“这是一个多系统、序贯性衰竭的恶性循环。”他一边快速勾勒出心脏、大脑、肾脏、血管等简图，一边讲解，“毒素攻击是始动因素，导致神经抑制、血管损伤、心肌抑制。高钾是代谢紊乱的结果，又反过来加重心脏毒性。心脏泵血功能下降，导致全身灌注不足，尤其是大脑，加重脑水肿和颅高压。颅高压又通过神经反射和应激，进一步打击心肺功能……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放大的死亡螺旋。”
他的笔尖在几个器官简图之间快速连线，标注箭头。“所以，我们的治疗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是系统性的、打断恶性循环的。大剂量血管活性药，是为了在心脏自身功能严重受损时，强行维持最低限度的灌注压，保住脑和肾的生命线。血液净化，不仅仅是排钾，更是清除可能持续的毒素和炎症介质，为自身修复创造条件。对颅高压的处理，除了脱水，我们尝试了引流，甚至考虑了更激进的降低脑代谢方案，都是为了在脑疝形成前，争取哪怕多一分钟的抢救时间。”
他抬起头，看向三位专家，眼神清澈而坚定：“每一项决策，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大剂量升压药可能导致心律失常和器官缺血；血液净化可能加重凝血紊乱和感染；降颅压措施可能诱发新的出血或脑灌注不足。但当时的权衡标准很简单：如果不做，患者必死无疑；如果做了，至少还有一线希望。在‘必死’和‘一线希望’之间，作为医生，我只能选择后者，并竭尽全力去控制其中的风险。所有的用药剂量、操作细节，都经过当时医疗组的反复斟酌和实时调整，有完整的记录。”
他将治疗逻辑上升到“对抗全身性恶性循环”的系统层面，强调了决策的极端情境和“别无选择”的困境，并将具体操作归于“医疗组集体决策和实时调整”，既展示了高超的专业素养，又合理分散了个人责任。
方主任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此时才缓缓开口，问题更加犀利：“陆医生，你的系统思维和危机处理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们注意到，在患者转入省院前，你曾极力要求亲自护送，甚至在接到暂停工作的通知后，仍有类似表态。这是出于对病情的确切把握，还是……有其他考虑？比如，担心治疗过程中的某些细节，在移交后可能被重新审视或质疑？”
这个问题暗藏机锋，隐隐指向他是否想“控制”病人或“掩盖”什么。
陆九思心中凛然，但面上不动声色。“方主任，我要求护送，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认为自己对周晓武病情的复杂性和可能出现的危象最为了解。从心脏破裂到复合中毒，再到多器官衰竭，我是唯一全程参与、亲历每一个转折点的主治医生。他的身体对什么药物敏感，什么情况下可能出现何种险情，哪些指标需要特别关注……这些经验性的、无法完全体现在纸面上的东西，我认为对保障转运安全至关重要。至于担心被审视或质疑，”他坦然迎上方主任的目光，“我的所有诊疗行为，都以抢救生命为最高准则，记录在案，有据可查。我没有什么需要掩盖的。如果省院专家或任何其他同行，对我的任何处置有疑问或不同见解，我都愿意并渴望与之进行纯粹专业的探讨，因为这可能有助于周晓武的治疗。我担心的，从来不是被审视，而是因为交接不清、信息传递不全，而导致患者在最后一段路上出现本可避免的意外。”
他将动机纯粹地归于“对病人负责”和“保障医疗连续性”，并主动提出欢迎专业审视，态度坦荡，反而显得无可指责。
会议室的空气似乎因为陆九思这番滴水不漏又充满专业底气的回答，而变得更加凝滞。三位专家时而低头记录，时而交换眼神，时而陷入短暂的沉思。
方主任沉吟片刻，问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核心的问题：“陆医生，你反复提到‘复合毒素’、‘特殊神经酶抑制剂和血管内皮毒素’，并以此解释了许多常规难以解释的临床表现。这些判断，除了省院那份初步的物证分析报告支持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你的临床观察和理论推导。我想知道，在当时的县级医院条件下，你是如何形成如此……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毒理认知的？你的知识背景和思维路径，能否再向我们详细阐述一下？这关系到对你整个医疗判断基础的评估。”
这个问题，终于触及了陆九思身上最根本的、也是他最难以完全解释的“异常”——那些超越时代的知识和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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