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5章 “雅好”的破绽（2/2）
“他早期的履历很干净，甚至有些艰苦。”老韩在内部加密频道汇报，“在井队干了五年，据说肯吃苦，技术也不错，但提拔速度一般。转折点出现在1978年，他被调入油田党委宣传部，任干事。这次调动有些突然，当时同批的技术员大多还在生产一线。我调阅了那个时期部分已数字化但未公开的油田党委会议摘要，发现一次关于‘选拔培养年轻干部’的会议上，有位当时的油田党委副书记，特别提到了‘要注重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中选拔政治可靠的同志充实政工队伍’，后面列举的几个名字里，就有齐发珂。而这位副书记，姓邹，是齐发珂父亲的老战友。”
一条隐秘的、基于父辈关系的提拔线索，浮出水面。这或许解释了齐发珂为何能从技术岗位转入更有前途的政工序列。
进入八十年代，齐发珂在油田宣传部门、组织部门稳步升迁，历任副科长、科长、副部长。期间，他展现出了出色的文字能力和“政治觉悟”，尤其是在几次重要的政治学习和整风运动中，表现积极，撰写的总结材料多次受到上级表扬。1982年，他升任油田党委组织部部长，正式进入油田核心管理层。这一年，他40岁。
“他在组织部长的位置上干了六年，这期间，正是油田干部新老交替、权力格局变动的关键期。”负责梳理仕途轨迹的组员分析道，“我们调阅了那个时期大量的人员任免文件，发现经齐发珂之手提拔、或在其任内得到重要岗位的干部，后来很多都成为了油田乃至省里的中坚力量，其中不少人，至今仍与他保持着若隐若现的联系。可以说，他在油田系统内的人脉网络根基，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他也因此获得了‘知人善任’、‘善于团结同志’的名声。”
1986年，齐发珂迎来了仕途的第二次关键飞跃——调任东山省一个资源型地级市，担任市委副书记。这被视为从企业干部向地方党政领导转型的关键一步。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三年，主导国企改革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据说“魄力很大”，但也留下了不少争议，特别是涉及一些国有企业改制和土地出让，当时就有职工上访和民间议论，但都被压了下去。
1989年，他升任该市市长，两年后接任市委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在主政这座地级市的近八年时间里（1989-1996），是齐发珂权力和影响力迅速膨胀的时期，也是调查小组重点关注的“问题高发期”。
陈会计师和苏小姐联手，从浩瀚的工商档案和银行流水（通过特殊渠道获取的部分）中，发现了令人瞩目的线索。
“齐发珂担任市长、市委书记期间，该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开发区建设和国企改制。”陈会计师指着屏幕上复杂的股权关系图和经济数据，“我们发现了至少七家在该时期突然崛起、并获得大量土地、工程、政策优惠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的法人或实际控制人，表面上与齐发珂毫无关系，但深入追踪其股权结构、资金来源和高管背景，发现都存在交叉持股、共用代理人的情况，最终指向了几个神秘的‘影子股东’。而这些‘影子股东’中，有两人被证实是齐发珂妻子的远房亲戚，还有一人，是其早年秘书的弟弟。”
苏小姐接着展示资金流向图：“更关键的是资金。这些企业获得项目后，通过复杂的关联交易和虚假合同，将巨额利润转移。部分利润以‘咨询费’、‘服务费’、‘借款利息’等名义，流入多家注册在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空壳公司。而这些离岸公司的资金，又通过艺术品拍卖、购买海外保险产品、投资移民等方式，进行洗白和转移。我们追踪到其中一部分资金，最终流向了一个在加拿大温哥华设立的家族信托，而这个信托的受益人之一，正是齐发珂早年移民加拿大的女儿。时间点，与他女儿在加拿大购置豪宅、开办画廊的时间高度吻合。”
“艺术品拍卖是关键切入点。”陈会计师补充道，调出几份香港佳士得、苏富比等拍卖行的成交记录（非公开渠道获取），“我们发现，在1998年至2002年间，有几幅近现代中国书画家的作品，以远超市场估价的价格成交，买家是匿名或通过离岸公司代拍。而这些画作的送拍方，经我们追溯，与前面提到的、获得齐发珂主政城市重大利益的其中两家企业，存在间接关联。高价拍出后，资金流入离岸账户。这很可能是一种变相的利益输送，以‘雅贿’的形式进行。”
“爱玉”，这个齐发珂广为人知的“雅好”，也开始浮现出不同寻常的影子。调查小组发现，齐发珂对玉器，尤其是古玉和高档翡翠的痴迷，在圈内不是秘密。他担任市委书记时，市里曾举办过一场规模不小的“古玉文化展”，据说展品多来自其个人收藏。退休后，他更是频繁出入京城和东南沿海的高端私人玉器交流场所，赏玉、鉴玉、藏玉。
“我们追踪了齐发珂近二十年来公开露面佩戴、或在其住所（通过早期少量流出的内部参观照片）出现的玉器。”一位专门负责“雅好”调查的组员汇报，“其中至少有五件，无论是材质、工艺还是年代，都属顶级珍品，市场估值保守都在千万以上。而以齐发珂及其家人公开的合法收入，根本无力承担。我们调查了这几件玉器的来源，发现其中三件，最早出现在南方某省几位知名老板的收藏中，而这几位老板的企业，在齐发珂担任副省长、省委副书记期间，在其分管领域（如交通、能源）获得过巨额合同或政策扶持。玉器从老板手中‘消失’的时间，与他们企业获得关键利益的时间点前后相差不到一年。而几年后，这些玉器就出现在了齐发珂手中或相关场合。这中间经过了几道转手，但痕迹刻意被抹得很淡。”
另一件突破口，是关于齐发珂的儿子，齐浩。齐浩在英国留学后，并未立即回国，而是在伦敦一家知名的投资银行工作数年，之后突然辞职回国，在北京创办了一家“跨境投资咨询公司”，业务不温不火，但齐浩本人却生活奢华，坐拥京城核心地段豪宅，收藏名车，经常出入顶级会所。
“齐浩的公司账面很干净，几乎没什么大额流水。”苏小姐指出，“但他个人的海外账户，以及他通过代持人持有的海外资产，却相当可观。我们在开曼群岛发现了一个以他母亲名义设立的基金，资金规模约两千万美元，资金来源复杂，但其中可追溯的一部分，与当年齐发珂主政城市某房地产项目的外资方有关。那个项目在土地出让环节存在明显瑕疵，但最终顺利推进，外资方获利极丰。”
随着调查深入，更多细节被挖掘出来：齐发珂在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任上，对某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关心”往往微妙地影响了招投标结果；其亲属利用其影响力，在相关行业进行垄断性经营或获取稀缺资源；其退休后，依然通过门生故旧，对东山省乃至石油系统的某些人事安排施加影响；甚至有线索显示，他与个别石油系统腐败官员，存在某种隐秘的利益勾连，进行过一些“协调”和“止损”操作。
然而，所有这些线索，都如同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幽灵，看似指向明确，却又缺乏能够一锤定音、直接证明齐发珂本人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的铁证。那些企业与他亲属的关联被刻意隔了多层；那些资金流动经过了精密的离岸清洗和多次转手；那些玉器、古董的流转记录模糊不清，难以直接与特定请托事项挂钩；其子女的海外资产，也可以解释为“合法投资所得”或“朋友馈赠”。齐发珂就像一只修炼成精的老狐狸，将自己隐藏在一层层华丽而“合法”的袍子之下，袍子外面光鲜亮丽（退休高官、书法爱好者、玉器收藏家），内里的蚤子（腐败痕迹）却被他梳理得干干净净，难以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