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迷茫的“关东大侠”（1/2）

随着徐渊的国术水平进入一个稳定的成长期，杜心五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华武术协会上，此时国内的局势也吸引着他们的目光。

1928年的中国，正处于从北洋政府时代向南京国民政府时代过渡的剧烈震荡期。这是一个血流成河又希望萌生的年份，旧军阀的覆灭、新军阀的崛起、列强的干涉、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的星火，共同勾勒出这一年的复杂图景。

年初北洋军阀的统治就已经岌岌可危。直系军阀吴佩孚退守山东，但其部下多有倒戈，最终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彻底失败，不得不流亡海外，结束了军阀生涯。另一位直系巨头孙传芳，其“五省联军”也土崩瓦解，部队大半溃散或转投蒋介石，他本人也成了空头司令，后投靠张学良。

最大的北洋军阀张作霖，在北伐军的压力下决定退回东北。然而，因未能满足日本对东北的更多权益要求，日本关东军于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企图制造混乱以趁机占领东北。

随着张作霖的死亡（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统治中国十六年的北洋军阀时代正式落幕。但所谓的“统一”仅仅是形式上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真正能掌控的只有东南数省。其他强大的军事集团各自为政：

冯玉祥的西北军占据陕、甘、豫、鲁等地，兵力约40万。

阎锡山的晋绥军掌控山西、河北和平津地区，兵力约30万。

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势力则从两湖延伸至河北，甚至短暂控制上海，兵力约30万，以战斗力强着称。

这些集团之间矛盾重重，例如在“迁都”问题上，冯玉祥、阎锡山希望迁都北京以便控制，而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支持，李宗仁等南方实力派也支持定都南京，最终迁都之议被否决。这为接下来持续不断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

军阀间的混乱局势也给列强的干预以可乘之机。

当北伐军进军华北时，日本深感其在华利益受到威胁，特别是担心英美势力随北伐军北上。4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第三次出兵山东。

5月3日，日军向北伐军和济南市民发起突袭和残酷虐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日军残忍杀害了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员，蔡公时在被杀害前遭受了割耳、割鼻等极端暴行。日军的暴行持续数日，中国军民死亡超过6000人，伤1700余人。

面对日军的暴行，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态度，下令北伐军“不准开枪还击”，并绕道北伐。此举虽然保证了北伐的继续进行，但也暴露了国民政府的软弱，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反日浪潮。

这一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充满血色和艰难探索的一年。蒋介石清党后，大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革命转入低潮。

1928年的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和经济中心，局势同样复杂。

工人运动在低潮中调整，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活动极为困难。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提出了“工会工作到群众中去”的正确意见，工人运动策略从直接进攻转向了深入群众、积蓄力量。

列强势力依然强大，上海租界依然是外国势力的“国中之国”，享有特权。

这是一幅新旧交替、希望与绝望交织的复杂画卷。北洋军阀的覆灭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和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的统一。然而，国民党新军阀的割据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干涉等都清晰地表明，中国的统一与复兴之路依然漫长而艰难。

一九二八年九月的一天，徐公馆，暮色初临。

演武场内的热气尚未完全散去，徐渊与杜心五方才一番搭手，非是搏命，而是意境与劲力的交流。徐渊将初入化劲的圆融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杜心五则如浩瀚深海，以其深不可测的的修为，从容引导、点拨，让徐渊受益匪浅。

两人移步至一旁的小茶室，管家老周早已备好温润的普洱。窗外，华灯初上，霞飞路的繁华与喧嚣被厚重的玻璃隔开，只余下室内茶香袅袅与短暂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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