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四一二”（2/2）
4月11日，蒋介石下达“清党”密令。深夜，杜月笙诱捕并残忍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砍掉了工人运动的指挥中枢。
4月12日凌晨，数百名青帮流氓，臂缠“工”字袖标，手持武器，从法租界乘汽车四处出击。他们袭击了上海总工会所在的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东方图书馆）等十余处据点，双方发生冲突。早已部署好的第二十六军士兵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赶到现场，他们欺骗工人纠察队，要求双方放下武器。当工人信以为真停止抵抗后，军队立即翻脸，强行收缴了27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的全部武装，并占领了各据点，抵抗者被当场枪杀。
4月12日白天，上海各区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要求发还枪支、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工人。
4月13日，上海总工会组织了10万余工人的游行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时，周凤岐部队竟然用机枪向密集的游行人群疯狂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宝山路顿成血海。
随后，军队开始全市大搜捕，凡是他们认为的“共产党分子”或激进工人，即行逮捕、枪杀。上海总工会、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等机构被强行解散。
4月14日-15日，镇压蔓延至上海各区，大规模的逮捕和处决持续进行。据不完全统计，在政变后的三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
以上海“四一二”为信号，蒋介石控制下的广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等地相继发动了同样的血腥“清党”运动。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
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正式“分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总体而言，“四·一二”政变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决定性分水岭。他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颠覆性的转变：他从一个代表各革命阶级联盟（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军领袖，彻底蜕变为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军事独裁者。
政变前，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地位虽高，但仍受到党内左派（如汪精卫）和共产党势力的制约。他的权力基础是“国民革命”，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进步性。
政变后，他通过暴力手段清除了党内最重要的制约力量（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实现了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的绝对独裁。随后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左派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并很快实现“宁汉合流”，最终会成为中华民国名义上和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力不再基于革命共识，而是基于军队、特务组织和官僚体系的暴力支撑。
与此同时，他彻底背叛了革命的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转而积极与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如江浙财阀）、地主豪绅和旧式军阀结盟。这些人也将成为他新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支柱。某种意义上这同时意味着他的统治基础从“全民革命”急剧收窄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代理人。
上海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被血腥镇压，工农运动被残酷扑灭。这使得蒋介石及其政权在工人和农民眼中，从“革命统帅”变成了“刽子手”和“新军阀”。他失去了中国最广大人口的支持，为其政权未来的脆弱性埋下了伏笔。
对于已经沦为“权力动物”的蒋某人来说，好处也很明显。城市的资本家们欢迎政变，因为他们害怕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损害其利益；农村的地主豪绅则欢呼雀跃，因为农民协会的革命行动被终止。蒋介石成为了维护旧有剥削秩序、镇压社会革命的“守夜人”，从而赢得了这些上层阶级的效忠和支持。
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被蒋介石彻底抛弃。在革命阵营内部和进步人士看来，蒋介石的行为是对孙中山遗志的公开背叛，是一场赤裸裸的反革命政变。他从“总理信徒”的光环中跌落，其政权的革命合法性荡然无存。从此，中国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开始称其为“蒋介石匪帮”，其道义形象一落千丈。
他的统治不再以激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形态为号召，而是转向强调传统伦理（如“新生活运动”）、社会稳定和坚决反共的保守主义。其政权的核心任务从“完成国民革命”变为“维持统治”和“剿共”。
蒋介石与苏联的彻底决裂，苏联顾问被驱逐，共产主义的影响被清除。政变极大地赢得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好感。因为他们一直将中国的国民革命视为苏联支持的排外运动。蒋介石通过镇压“激进”的工农运动并向他们示好（如承诺保护外国在华利益），逐渐被西方视为一个可以打交道、能够维持“秩序”的稳定力量，这为他后来争取外国支持和援助奠定了基础。
一系列的变化是矛盾且致命的！他虽然在短期内通过暴力巩固了个人权力，但却因此失去了民心，与中国最迫切的社会革命需求（土地革命、反帝斗争）相对立。这导致了他的政权始终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工农为基础的革命力量形成了根本性的对立，最终决定了中国未来二十多年内战的历史走向，也预示了其政权最终失败的命运……
除开未来的深远影响，眼下局势已然清晰明了，手握军权、又通过政治清洗逐步收拢党权的蒋介石，已然一跃成为中华大地上最具分量的“实力派”。
在局势稍作平稳，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的徐渊也准备展开行动。他虽然打心底里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不认同，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审时度势的手段从中攫取应有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