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专辑双成 发布战略(1/2)
2000年5月31日,周三上午九点。
公司大会议室里弥漫着咖啡的苦香、打印纸的油墨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焦虑。
长方形的胡桃木会议桌两侧坐了十二个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摊开着一份厚厚的文件——封面上印着醒目的黑体标题:《Genesis&华夏双专辑全球发行战略方案(2000年6-7月执行版)》。
文件边角已经卷起,内页用各种颜色的荧光笔标注,像一片片被标记的战场地图。
我坐在长桌尽头,看着窗外五月的北京。阳光很好,国槐的枝叶在晨风中轻轻晃动,投下细碎的光斑。
街道上车流如织,自行车铃叮当响,卖早点的三轮车在路口停下,蒸笼揭开时冒起白茫茫的蒸汽——这一切看起来都平常得令人心安。
但会议室里的空气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空调开到十八度,冷风吹在皮肤上起鸡皮疙瘩,但没人去调温度。
因为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星海文化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两线作战,全球与本土同时出击。
“开始吧。”我说,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高军第一个站起身,走到投影幕布前。
他今天穿了深灰色的西装,打了暗红色的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连皮鞋都擦得锃亮——这是他参加最重要谈判时的装束。
家庭危机缓解后,他整个人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虽然眼下的黑眼圈还在,但腰板挺直,眼神明亮,声音沉稳有力。
“各位,今天这个会只有一个议题。”高军按下遥控器,幕布上出现两张专辑封面并排的图片——左边是《Genesis》,深蓝色星空背景,银色字体充满科技感;右边是《华夏》,宣纸纹理,水墨山水的局部,标题用隶书字体,“华”字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像一条路,“夏”字收笔圆润,像一枚印章。
“《Genesis》英文专辑,和《华夏》中文专辑,将在六月中下旬先后发行。”高军的声音在会议室回荡,“我们需要制定一套完整的、能够最大化两个专辑影响力的发行战略。这不是一次常规的唱片发行,这是一场文化战役——我们要在西方市场证明中国创作者的实力,同时要在本土市场确立新一代文化表达的标杆。”
他切换幻灯片,出现第一个数据图表。
“先看《Genesis》。”激光笔的红点落在图表上,“专辑共十首歌,全部由田总创作制作。先发单曲《Baby》连续三周电台点播前三,Top100进入前50;主打歌《UptownFunk》MV已于5月25日在洛杉矶完成拍摄,布兰妮·斯皮尔斯客串出演。根据Jive唱片提供的市场调研数据,这首歌在北美13-25岁青少年群体中的期待值已经达到87%——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几乎所有听过30秒试听片段的人,都在等完整版上线。”
会议室里响起轻微的吸气声。87%的期待值,在这个市场调研还不被普遍重视的年代,是行业顶尖水平。坐在右侧的市场总监李薇迅速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数字,笔尖戳破了纸页。
“发行时间定在6月15日,星期四。”高军继续,激光点移动到时间轴上,“这是经过精心计算的——周四发行,可以利用周五到周末的三天时间积累首周销量数据,正好赶上下一周的公告牌榜单更新周期。如果一切顺利,《UptownFunk》有可能在发行第二周冲进Hot100前五十。”
他停顿了一下,环视全场,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留半秒:“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Genesis》的发行主体是谁?是我们星海文化?是Jive唱片?还是AuroraMic?”
所有人的目光看向我。
“AuroraMic。”我开口,声音平静但不容置疑,“这张专辑的国际发行,全部以AuroraMic的名义进行。Jive唱片是战略合作伙伴,负责北美地区的渠道铺设、宣传推广和电台打歌,但版权归属、收益分成、衍生授权,全部在AuroraMic。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长期国际品牌,不是一次性的代工合作。”
赵振推了推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眯起来:“这意味着我们要独立承担国际发行的法律风险和财务压力。Jive那边会不会……”
“已经谈妥了。”我打断他,翻开面前的文件夹,里面是厚厚一叠英文合同,“Jive同意只拿渠道分成,不参与版权。代价是我们让出了北美地区实体销售收入的22%,并且承诺《UptownFunk》在MTV和VH1的首月播放量不低于五百次——他们用他们的媒体关系确保播放量,我们用在亚洲市场的渠道帮他们推广其他艺人。这是平等的资源置换,不是简单的买卖。”
“五百次?”技术负责人王工皱起眉,手指无意识地敲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这得花多少钱?MTV黄金时段的广告费……”
“不是花钱买广告时段。”高军接过话头,“是资源置换。Jive用他们在维亚康姆集团的关系,确保我们的MV进入高权重播放列表。我们则承诺,在好听音乐网的首页,连续一个月给Jive旗下三位新人歌手做专题推荐——这是他们进入亚洲市场最需要的曝光。”
王工若有所思地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渠道置换”四个字。
高军切换下一张幻灯片:“接下来是具体执行方案。分三个层面:数字发行、实体发行、宣传造势。”
幕布上出现一个详细的时间表,密密麻麻的节点像作战计划。
“数字发行方面,我们选择6月15日零点,全球同步上线。”高军解释,“平台包括:美国的iTunes——他们还在内测期,但我们通过Jive的关系拿到了第一批商业账号;Napster——虽然版权问题严重,官司缠身,但流量巨大,日活用户超过五千万,我们不能缺席;以及我们自己的好听音乐网国际版,这是我们的自留地。”
他顿了顿,激光笔指向定价策略:“单曲下载0.99美元,整张专辑下载9.99美元,无损音质版本加价2美元。这个定价比主流唱片公司低10%——我们要用价格优势吸引早期用户,用口碑带动传播。”
“实体发行分区域进行。”地图出现在幕布上,北美、欧洲、亚洲被不同颜色标注,“北美地区由Jive负责,首批发货量五十万张CD。其中三十万张标准版,二十万张豪华版——豪华版附赠MV花絮DVD、创作手记册子,还有小田总签名的感谢卡。”
“欧洲地区通过环球音乐的分销网络,首批发货三十万张。但这里有个问题——”高军调出另一张图表,“欧洲各国的音乐消费习惯差异很大。英国和德国喜欢买实体CD,法国和意大利更倾向数字下载,北欧国家则几乎全数字化了。所以我们要做差异化铺货:英国和德国实体占比70%,法国意大利50%,北欧30%。”
李薇举手:“宣传资源也要差异化吧?英国重电台,法国重杂志,德国重电视。”
“对。”高军点头,“已经在做针对性的媒体清单。继续说亚洲地区——这是我们最复杂的部分。”
地图放大到亚洲,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被重点标出。
“亚洲地区,《Genesis》的实体发行由我们自己负责。”高军的声音严肃起来,“但不是以AuroraMic,而是以‘星海文化’和‘共荣音乐’联合发行的名义。为什么?因为亚洲市场需要不同的策略——这里的消费者不只是听歌,他们在消费文化符号。”
他调出另一组数据:“根据滚石唱片提供的调研,亚洲消费者——特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消费者——对实体唱片有更强的收藏需求。他们愿意为精美的包装、额外的赠品、限量编号支付溢价。所以我们在亚洲的实体发行要区别对待。”
我接过话头,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黑色马克笔:“亚洲版《Genesis》将推出三个版本。”
我在白板上写下:
1.标准版-常规包装,附歌词本,定价15美元(约合人民币124元)
2.豪华版-特殊包装(仿黑胶设计),附DVD+创作手记,定价25美元
3.限量典藏版-只生产一万张,每张独立编号,附田浩彣亲笔签名、洛杉矶MV拍摄现场照片集(36页)、一首未公开Deo音轨,定价75美元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75美元,在2000年的亚洲,这是一张专辑天价中的天价。
李薇第一个开口,声音有些发颤:“小田总,这个定价……是不是太高了?日本最贵的专辑也不过4000日元(约合37美元)……”
“不高。”我很肯定,转身面对所有人,“因为我们要卖的不仅是音乐,是身份认同。一个中国少年创作的英文专辑,在全球市场获得成功——这件事本身就有足够的象征意义。限量典藏版的目标用户不是普通乐迷,是那些愿意为‘中国创造’买单的文化消费群体,是收藏家,是行业人士,是那些需要向外界展示自己品味和视野的人。”
我在白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标准版是塔基,面向大众;豪华版是塔身,面向核心乐迷;限量版是塔尖,面向文化领袖。一万张限量版,就算全部卖完,销售额也才75万美元,这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定调——告诉市场,这张专辑值得被认真对待。”
高军补充道:“而且限量版会有严格的购买门槛——需要通过星海官网预登记,每人限购一张,防止黄牛炒作。我们要营造的是稀缺感和仪式感。”
李薇若有所思地点头,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笔尖几乎要把纸划破。
“接下来是《华夏》。”高军切换回专辑封面,水墨山水在幕布上铺开,“中文专辑,十首歌,全部由田总创作制作。主打歌《俑》已录制完成,金佚林院长评价‘会改变一些东西’。发行时间定在6月30日,星期五。”
他顿了顿:“选择这个时间点有两个考虑。第一,在《Genesis》发行半个月后,可以利用前一张专辑的余热拉动关注——如果《Genesis》在西方市场取得好成绩,媒体会反过来关注小田总的中文作品。第二,六月底是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群体有更多的消费时间和消费意愿。”
“《华夏》的发行策略和《Genesis》完全相反。”我说,走回白板前,拿起蓝色马克笔,“这张专辑不以全球同步为目标,而是深耕亚洲市场,特别是大中华区。实体发行优先,数字发行滞后。”
“滞后?”王工抬起头,推了推眼镜,“现在不是都在推数字音乐吗?IFPI的官司刚打完,我们应该趁热打铁……”
“是,但不适合《华夏》。”我在白板上画了三个同心圆,“《华夏》这张专辑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根脉’属性。实体唱片——特别是精心设计的实体唱片——本身就是这种根脉的载体。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走进书店的音像区,拿起这张专辑,拆开仿宣纸纹理的包装,拿出CD放入播放器,翻开附赠的创作手记,阅读每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关于西安的秦腔,关于县城的雨夜,关于父亲的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文化体验,一次身份确认。”
我在最内圈写下“中国大陆市场”:“最内层:实体首发,限量预售。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在全国三百家书店设置‘《华夏》专辑专区’——这不是音像店,是书店,我们要吸引的是那些看书的人。同时,和县城的‘星火生活馆’联动,开展‘听《华夏》,写家乡’征文活动,获奖者可以来北京参加专辑分享会。这张专辑要下沉,要触达最基层的文化消费群体。”
第二圈:“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市场。繁体字版专辑,以共荣音乐为主体与香港明报出版社、台湾滚石唱片深度合作。在台北诚品书店、香港商务印书馆举办首发仪式,邀请当地文化界人士参与。强调‘华人文化共同体的现代表达’这个概念——不管人在哪里,根是一样的。”
最外圈:“非华语市场。这一层不追求销量,追求影响力。选择《俑》《青花瓷》《光年之间》三首歌制作英文版歌词单页,配以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觉设计——我找了中央美院的几位年轻艺术家,他们用现代手法重新诠释传统元素。通过AuroraMic的渠道,在纽约、伦敦、巴黎的艺术书店和独立唱片店进行小规模投放。目标不是赚钱,是播种——让西方听众知道,中国音乐不止是‘民族风’‘功夫片配乐’,也可以很现代,很深刻,可以讨论存在、时间、距离这些普世主题。”
画完,我放下笔,回到座位。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看着白板上那个三层结构,眼神里有震撼,有兴奋,也有沉重的压力。
财务总监张颖第一个打破沉默,她拿着计算器按了一会儿,抬起头时脸色有些发白:“这需要……至少两百八十万人民币的营销预算。而且时间太紧,六月只剩一个月了,很多活动需要提前三个月筹备。”
“钱不是问题。”我说,“时间确实紧,所以需要所有人全力以赴。高军负责总协调,赵振负责法律和版权,王工负责技术平台支撑,李薇负责媒体和渠道,张颖你做好预算控制和现金流管理——每天向我汇报支出情况。”
高军接回话头:“接下来是具体的分工。赵振你需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法律合同的最终审核——包括与Jive的补充协议、与滚石华纳的发行合同、与各地书店的合作备忘录。王工,好听音乐网要能承受发行当天的流量冲击,我要求6月14日晚上进行压力测试,模拟同时在线二十万人。李薇,我要在六月第一周看到至少五十家媒体的报道计划——从央视《东方时空》到《当代歌坛》,从《人民日报》文化版到新浪网的娱乐频道,全覆盖。”
他顿了顿,看向我:“小田总,你的任务最重。六月你要完成《华夏》最后三首歌的录制,要参与至少五场预热活动,要接受不少于二十家媒体的专访,还要……”
“还要准备高考。”我平静地说。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愣住了,空气仿佛凝固。
“高考?”高军瞪大眼睛,手里的激光笔掉在桌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七月七、八、九号?那不就是只有一个月?”
“对。”我点头,“所以我需要把工作压缩在六月前十天完成。之后除了必须我出席的活动——比如6月18日上海芯片厂奠基仪式——其他时间我要闭关复习。双专辑发行的具体执行,交给你们。”
赵振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充满担忧:“可是专辑发行期的宣传,尤其是媒体采访……”
“能提前录的提前录,能电话采访的电话采访,实在需要现场的,安排在6月底之前。”我说得很坚决,“7月1-9号这段时间,天塌下来也别找我。”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窗外的阳光已经移到会议桌中央,在胡桃木桌面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我知道这很难。”我打破沉默,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但请你们相信,我不是在逃避责任。高考对我来说,和专辑发行一样重要——不,某种意义上更重要。因为如果连最普通的中国青年该走的路都不敢走,我凭什么说自己理解这个时代?凭什么做《华夏》这样的专辑?”
我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些跟着我从零走到今天的人:“这三年来,我们经历过比这更大的挑战——纳斯达克崩盘前那几天,我们每天盯着期权账户,睡觉都不敢闭眼;IFPI发律师函的时候,赵振三天只睡了八个小时;……但我们都挺过来了。”
我站起身,双手撑在会议桌上,身体前倾:“这一次也一样。只是战线更长,战场更多——我们要在西方市场证明自己,要在本土市场确立标杆,要照顾好家人,甚至要参加一场少年该参加的考试。但我们的弹药也更充足——有《Genesis》这样的国际作品,有《华夏》这样的文化表达,有星海文化这个不断成长的平台,最重要的是,有在座的各位。”
我环视全场,目光与每个人对视:“所以,让我们把这两张专辑,做成2000年中国文化界最重要的事件。不仅要赚钱,更要发声——向世界发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向传统发出当代人的回应。”
掌声响起来。不是热烈的鼓掌,而是缓慢、有力、带着决心的掌声,像战鼓。
会议继续。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我们敲定了每一个细节:
《Genesis》在北美十二个城市的电台首发名单,重点攻克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的Top40电台;
《华夏》在两岸三地书店的铺货顺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先发,一周后铺二线城市,再一周后到县城;
数字平台的技术应急预案——王工团队准备了五套备用服务器方案;
媒体采访的提纲准备——针对央视要谈“文化自信”,针对《南方周末》要谈“个体表达”,针对新浪网可以轻松些,谈创作趣事;
甚至包括签售会上我的着装要求——李薇建议穿中式立领衬衫配深色西装外套,“既传统又现代,既东方又国际”。
中午一点,会议进入最后环节:风险评估。
赵振翻开风险评估报告,声音一如既往的冷静:“最大的风险点有三个。第一,《Genesis》在西方市场遇冷。虽然数据看好,但音乐品味难以预测,尤其是亚洲面孔唱英文歌,可能面临种族偏见。第二,《华夏》在国内市场被批‘曲高和寡’——大众可能不接受这种深度的表达。第三,时间冲突——高考期间如果出现重大舆情或技术故障,小田总无法及时决策。”
高军接话:“应对方案:第一,我们准备了B计划——如果《Genesis》榜单成绩不佳,就转向长尾营销,主打‘收藏价值’和‘文化意义’。第二,《华夏》的推广要分层,大众层面主推《盛夏的雨》《江南》这些相对易懂的歌,专业层面再推《俑》《活埋》。第三,建立危机决策小组——我、赵振、王工三人,在高考期间拥有临机决断权,重大事项投票决定。”
“同意。”我说,“另外再加一条:所有宣传物料,避免使用‘天才’‘神童’这样的字眼。我要的是‘创作者’,不是‘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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