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温暖的家 和解的光（2/2）

“你爸爸也在这里工作吗？”

我愣了愣，然后摇头：“我爸爸在老家，开网吧。”

“那你想他吗？”

这个问题很天真，但也很锋利。我想他吗？当然想。

但重生这七年，我一直在往前狂奔，很少回头看。父亲的客运危机，网吧的经营，这次受伤住院……我总是在解决问题，却很少真正陪伴。

“想。”我蹲下身，和高凯平视，“所以我这周末要回去看他。你要记住，不管爸爸多忙，他都是爱你的。就像不管我多忙，我都爱我爸爸一样。”

高凯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送走高军一家后，我回到办公室。桌上堆着待处理的文件：IFPI后续谈判纪要、张汝京发来的设备采购清单、专辑制作进度表、网吧系统技术迭代方案……

每一份都很重要，每一份都关乎很多人的生计和未来。

但我没有立刻开始工作。我拿起电话，拨了县城的号码。

响了几声后，母亲接起来：“浩彣？怎么这么早打电话？”

“妈，爸今天怎么样？”

“没有大碍，刚才还说想继续去跑长途呢，被我骂了一顿。”母亲的声音里带着笑意，“你那边呢？忙不忙？”

“忙，但还好。”我看着窗外，晨光已经洒满整个城市，“妈，我姐呢？”

“她这段时间压力有点大，”母亲顿了顿，“起得早睡得晚，天不亮就去学校了。”

“妈，我周末就回来，”我说。

“真的？”母亲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不用特意回来，家里没事儿，你忙你的……”

“我想家了。”我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母亲轻声说：“好，妈给你炖鸡汤。想喝什么汤？”

“莲藕排骨吧。”

“行，莲藕排骨。”

挂了电话，我在日历上圈出周末的日期。然后翻开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几行字：

2000年5月17日，晨。

高哥家庭和解。

明白一件事：所有的事业、理想、未来，最终都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

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写完，我合上笔记本，开始处理今天的第一份文件。

窗外的阳光越来越亮，新的一天，真正开始了。

而我知道，这座城市的千千万万个窗户后面，有千千万万个故事正在发生。有的关于和解，有的关于奋斗，有的关于爱，有的关于遗憾。

我们都在自己的故事里，努力活得更好，努力让身边的人过得更好。

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也是所有事业，最终的归宿。

上午十点，赵振推门进来，看见我在批文件，愣了一下：“小田总，高总呢？不是约了十点讨论武汉案子的取证策略吗？”

“给他放假了。”我头也不抬，“他家人来了，带他们去逛逛。武汉的案子，咱俩先过一遍。”

赵振坐下，翻开文件夹：“也行。对了，刚收到上海那边邮件，张博士问咱们对设备采购清单有没有意见。他列了三种光刻机方案，价格差挺大。”

“放这儿，我下午看。”我接过他递来的文件，“先说武汉。刘大虎那边现在什么动静？”

“消停了一阵，但没完全撤。”赵振推了推眼镜，“他手下的几个马仔还在高校区转悠，不过没再动手。我分析，他是在观望——看咱们的网吧联盟能撑多久，看公安局会不会真查他。”

“证据呢？税务和消防那边？”

“税务稽查已经立案了，下周进场查他的几家黑网吧。消防那边比较麻烦，要排队。但咱们收集的容留未成年人证据很扎实，公安局扫黄打非办公室很重视。”

我点点头，在纸上记下几个关键节点：“继续施压，但别逼太紧。狗急跳墙就麻烦了。告诉武汉的加盟老板，这段时间加强安防，但不要主动挑衅。咱们是求财，不是斗气。”

“明白。”赵振记下，“另外，好听音乐网那边，原创音乐人扶持计划第一批签约了七个人，王工问要不要办个线下交流会？”

“办。时间定在六月第一个周末，地点……”我想了想，“就在公司旁边的创意园区吧，租个小剧场。邀请媒体，搞正式一点。这是咱们正版化战略的重要一环，要秀出肌肉。”

“预算呢？”

“十万以内，你看着安排。”我顿了顿，“对了，把那个写《芯片之歌》的大学生也请来。他叫什么来着？”

“陈默，大连理工的。”

“对，陈默。给他安排个表演环节，歌不错，人也真诚。”

赵振一一记下。他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字迹工整一板一眼。这个留学归来的高材生，跟着我干了三年多，从专业的法律人成长为啥事儿都能牵头的负责人。

他也有家，有父母，但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赵哥，”我放下笔，“你多久没回家了？”

赵振愣了一下：“上个月回去过一次，我爸生日。”

“你爸身体怎么样？”

“老毛病，高血压，但控制得还行。”赵振推了推眼镜，有些不解，“田总怎么突然问这个？”

“就是觉得，咱们这帮人，都挺对不起家人的。”我看向窗外，“高哥差点离婚，王工女朋友跟他吵了好几次，你也是天天加班。有时候我在想，这么做值不值得。”

赵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田总，您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着您干吗？”

“为什么？”

“因为您在做正确的事。”他的声音很平静，但很坚定，“音乐正版化，网吧规范化，芯片国产化……这些都是难而正确的事。可能十年后回头看，咱们做的这些微不足道，但至少，咱们试过了。”

他翻开笔记本的某一页，递给我看。上面用英语写着一段话，大意是：

“律师的使命不是打赢官司，而是维护正义。哪怕一次只能推动一毫米，但一千次就是一米。”

“这是我导师毕业时送我的话。”赵振说，“跟着您干，我觉得我在践行这句话。所以累点，苦点，家里有点抱怨……我觉得值。”

我看着他，这个比我大一轮的男人，眼神里有某种清澈的执着。那是相信自己在做正确事情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谢谢。”我说。

“该说谢谢的是我。”赵振收起笔记本，“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个参与定义未来的机会。这不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幸运。”

敲门声响起。王工探进头来，手里抱着台笔记本电脑：“田总，赵律，监控系统的新版本测试完成了。武汉那边反馈，报警响应时间从平均12秒降到3秒，录像清晰度提升30%。”

“好。”我站起身，“走，去看看。”

技术区里，几个工程师围在测试机前。屏幕上显示着模拟的网吧场景，有人做出危险动作时，系统立刻弹出警报框，同时自动拨打预设电话。

“我们加了个智能识别算法。”王工兴奋地讲解，“能识别打斗、持械、火灾烟雾等异常行为。虽然准确率只有70%，但已经能大大减轻网管的压力了。”

屏幕上，模拟的打斗场景被红框标出，警报声响起。

“这个功能，会不会误报太多？”我问。

“会，所以我们设置了两级预警。”王工切换界面，“一级预警只记录不报警，二级预警才启动全系统响应。用户也可以自定义规则，比如在高校周边的店，可以把‘多人聚集’设为一级预警；在娱乐区周边的店，可以把‘大声喧哗’设为观察项。”

我点点头：“做得好。但记住，技术是工具，不是上帝。最终判断还是要交给人。不要让人变成系统的奴隶。”

“明白。”王工认真记下。

看着这群年轻的技术员——他们大多二十出头，有的刚毕业，有的从国企跳槽过来，每个人都眼睛发亮，干劲十足。他们相信自己在创造未来，相信代码能改变世界。

也许他们是对的。

中午，我和赵振、王工在公司附近的小馆子吃饭。简单的四菜一汤，我们边吃边聊。

“王工，你女朋友最近还生气吗？”赵振问。

王工苦笑：“上周吵了一架，说我答应陪她过生日又放鸽子。我买了个包赔罪，暂时哄好了。”

“你这样不行。”我夹了块红烧肉，“感情需要经营，不是赔罪就能解决的。”

“我知道。”王工扒拉着米饭，“可她不懂我们做的事有多重要。她总说，写代码能写出什么未来？还不如去外企，工资高还稳定。”

“那你为什么不解释？”

“解释过，但她听不进去。”王工叹了口气，“她说我就是被理想冲昏了头，被田总画的大饼忽悠了。”

我笑了：“那你觉得呢？是被忽悠了吗？”

王工抬起头，很认真地说：“不是。我写的每一行代码，都在真实地改变一些东西。武汉的网吧老板因为我们的系统能安心做生意，好听音乐网上的原创歌手因为我们的平台能被听见，将来芯片厂里流出的每一片晶圆，可能都有我们系统在管理生产线……这怎么是忽悠呢？”

他的眼睛很亮，那种光，我在高军眼里见过，在赵振眼里见过，在自己眼里大概也有。

“下次带她来公司。”我说，“让她看看你们工作的样子，看看那些因为你们的工作而受益的人。如果她还是不理解，那可能确实不合适。”

王工愣了愣，然后点头：“好，我试试。”

吃完饭往回走的路上，赵振忽然说：“田总，您觉得咱们能成吗？”

“什么能成？”

“所有事。音乐平台，网吧系统，芯片投资……这么多条线同时推进，会不会最后什么都做不好？”

我想了想：“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因为怕失败就不去做，那一定什么都做不成。”

“您好像从来不怀疑。”

“我怀疑过很多次。”我诚实地说，“纳斯达克崩盘前那几天，我天天做噩梦。IFPI发律师函的时候，我整晚睡不着。父亲受伤住院时，我甚至想过，要不就停一停吧，别这么拼了。”

“那为什么还是继续了？”

“因为回头看看，已经走了这么远。”我指着前面的路，“你看，这条路咱们三年前走过，那时候公司就五个人，挤在二十平的办公室里。现在，咱们有三层楼，四十多人，业务做到全国，音乐都出海了。如果那时候停下来，就没有现在。”

赵振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街道两旁是熟悉的梧桐树，阳光透过叶子洒下斑驳的光影。这条路我们走过无数次，去开会，去谈判，去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

“每一步都难，但每一步都走下来了。”我说，“所以我想，继续走吧。走到走不动为止。”

回到公司时，前台小雨叫住我：“小田总，有您的快递。”

是一个不大的纸箱，寄件人地址是四川县城。我拆开，里面是两罐蜂蜜，还有一张字条：

“小老板，这是我妈自己养的蜂采的槐花蜜，给你润嗓子。好好照顾自己，别太累。林薇。”

字迹清秀，笔画有力。我拿起一罐蜂蜜，对着光看，深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罐里缓缓流动，像凝固的阳光。

心里某个地方，柔软地动了一下。

我把蜂蜜小心放好，泡了杯茶，开始审阅张汝京博士发来的设备采购清单。

三种光刻机方案，分别来自荷兰、日本和美国。价格从一千八百万美元到三千五百万美元不等，这还只是裸机价。后期的安装调试、技术培训、长期维护和配件耗材，又是一笔不菲的持续投入。

最贵的荷兰ASML方案，用的是最新的193nArF光源，能支持未来更先进的制程，但价格高昂且交付周期长，还要面临可能的出口许可审查。

中间的日本尼康方案，技术成熟，供货相对稳定，是行业主流选择，但在最尖端的技术路径上略逊一筹。

最便宜的美国旧型号方案，价格有优势，也能满足初期生产需求，但技术已显滞后，未来升级空间狭窄，等于一开始就选择了第二梯队。

性能参数、维护成本、技术兼容性、供应链安全……每一项都需要仔细权衡。这不只是买一台机器，这是在为这座工厂的未来十年选择技术道路。

我喝了口浓茶，压下心头的沉重。窗外北京的灯火绵延如星河，而我知道，在上海张江那片空地上要种下的，是一颗必须用天价资金、顶尖技术和无穷耐心才能浇灌的种子。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从明亮的白变成温暖的金黄。办公室里的键盘声、电话声、讨论声，交织成熟悉的背景音。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和无数个过去的日子一样。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悄悄改变了。

高军的家庭正在和解，王工会带女朋友来公司看看，赵振在思考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而我在周末要回家看父亲。

事业很重要，理想很重要，改变世界很重要。

但具体的人，具体的感情，具体的陪伴，同样重要。

也许真正的成熟，不是选择其中一方放弃另一方，而是学会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就像走在钢丝上，很难，很险，但只要找到那个微妙的点，就能一直走下去。

而那个点，叫做“值得”。

为了值得的人，做值得的事。

这就是全部了。

我喝口茶，继续看光刻机的技术参数。

窗外的城市在夕阳中温柔下来，像一幅油画。

新的一天，正在走向尾声。

而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