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相册里的“担架队”（1/1）

下午两点，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窗，洒进一间陈设简朴却格外整洁的客厅。墙壁上，一块红底金字的“光荣之家”牌匾擦拭得锃亮，成为这方空间最引人注目的点缀。六十八岁的李建国老先生坐在一张老旧的沙发上，膝上摊开着那本厚重的蓝布相册。他的老伴，一位同样慈祥的老人，默默地为坐在对面的陈砚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茶香在安静的空气中缓缓弥漫。

陈砚道谢后，将笔记本放在膝头，目光落在李老先生那双布满老年斑、却依旧稳健的手上，那双手正轻柔地拂过相册泛黄的页面。

李老先生的手指停留在一张尺寸稍大、画面因年代久远和当时拍摄条件所限而显得模糊的照片上。他凑近了，仔细辨认着，声音带着老年人特有的缓慢与追忆的深沉：

“这张，是民国二十七年，也就是1938年，四月十号那天拍的。”他的指尖轻轻点着照片背景里荒芜的山坡轮廓，“那天，俺爹李老栓，还有村里另外九个胆大的后生，自发组成了担架队，冒着还没停的炮火，摸上了禹王山阵地，去抬那些下不来的伤员。”

他的手指移动到照片中央。那里，几个穿着粗布短褂的村民，正吃力地抬着一副简陋的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身穿破烂军装的人，虽然面容因距离和像素难以看清细节，但那挺直的鼻梁和紧抿的嘴唇轮廓依稀可辨。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人即使躺在担架上，右手依然紧紧地握着一面小小的三角形旗帜，旗面垂落，但旗杆被他牢牢攥在手中。他的左腿处，裤子被剪开，能看到粗糙包扎的痕迹。

“这就是赵团长，赵振国。”李老先生的声音肯定而充满敬意，“俺爹说，找到他的时候，他左腿的骨头都露出来了，血把半条裤腿都泡透了，脸色白得像糊窗户的纸。可他就靠着战壕壁坐着，手里还死死攥着指挥旗。俺爹他们要抬他走，他还不肯，使劲推俺爹的手，嗓子都哑了，喊着‘先抬战士！别管俺！先救能动的！’”

老人顿了顿，仿佛能感受到父亲当年那股又急又敬的心情。

“俺爹他们哪能听他的？阵地上活着的兵不多了，都指望着他。几个后生一合计，硬是……硬是把他给按住了，用绳子小心地把他固定在了担架上，才给抬下来的。”照片里，抬担架的村民们大多低着头，身体前倾，步伐沉重，仿佛正用尽全身力气在与时间和死神赛跑。

陈砚屏住呼吸，飞速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这些鲜活的细节，是任何冰冷史料都无法给予的。他抬起头，眼中带着迫切：“李大爷，您父亲有没有提到，赵团长在担架上，还说过什么别的话吗？”

李建国老人眯起眼睛，陷入了更深的回忆之中，手指无意识地敲着相册的硬壳。

“嗯……让俺想想……俺爹说过，往下抬的一路上，山路颠簸，赵团长疼得满头都是冷汗，牙关咬得咯咯响，可他一缓过劲来，就反复问‘阵地……阵地丢没丢？鬼子……打退没有？’俺爹他们只能安慰他，‘守住了，赵团长，守住了，您放心。’”

老人忽然想起了什么，眼神亮了一下：“对了！到了山下村里临时搭的救护所，那时候条件差，就在祠堂里。赵团长被抬进去的时候，正好看见一位穿着不同军装的女医生在给一个伤兵包扎，动作又快又轻。赵团长看着那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然后他对俺爹，也像是自言自语，声音很轻地说了一句……‘谢谢你们……新四军的同志……’”

李老先生的语气带着一种跨越时空的感慨：“那时候俺还小，后来听俺爹一次次讲起，才慢慢明白。原来打鬼子的，不只是一支队伍。中央军、西北军、新四军……俺们老百姓看不太懂番号，但俺们知道，他们都是豁出命去保护俺们的人。不一样的衣服，一样的中国心。”

这时，李老先生缓缓站起身，走到一个老式的五斗柜前，拉开最方的物件。他走回来，将布包放在茶几上，动作极其轻柔地，一层层打开。

里面是一块折叠整齐的、颜色灰暗、质地粗糙的厚帆布。布料已经严重磨损，边缘有些毛糙，失去了原有的韧性，上面分布着一些无法洗去的、深深浸入纤维的暗褐色不规则斑块。

“这块布，”李老先生的声音变得异常低沉，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庄重，“就是当年抬赵团长用的那副担架上，铺着的那块布。这些……”他的指尖悬在那些暗褐色斑块上方，微微颤抖，“俺爹说，这上面……沾着的是赵团长的血。”

他抬起头，看着陈砚，眼神里有痛楚，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持：“俺爹把这块布偷偷藏了起来，洗干净，但没舍得用力搓这些血迹。他说，要留着。不能让后人忘了，当年的胜利，是用什么换来的。得让娃娃们知道，太平日子，来得有多难。”

陈砚伸出手，指尖极其轻缓地触碰在那粗糙的布料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混合着历史沧桑与生命沉重的触感，顺着指尖瞬间传遍全身。那些早已干涸、融入纤维的暗色痕迹，此刻仿佛拥有了温度，拥有了声音，在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惨烈与坚韧。他忽然觉得，膝上的笔记本变得异常沉重，里面记录的每一个字，都因这块布的存在，而被赋予了更加具体和沉痛的分量。这些来自亲历者后代的、带着体温的记忆碎片，才是英雄故事里最血肉丰满、最撼人心魄的核心。

李老先生小心地将担架布重新包好，像是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仪式。他的老伴，一直安静坐在旁边的老人，此时也轻声开口，补充了历史的另一面：

“那时候，不光男人上前线、抬担架。俺们村里的女人，也没闲着。家家户户都在给队伍做军鞋，缝绷带。”她指了指自己的手，“俺娘，就是建国他娘，那会儿一天起码要做三双结实的布鞋。纳鞋底，手指头经常被针扎破，磨出血泡，缠上布条接着做。就想着，让战士们穿上俺们做的鞋，跑得快些，杀鬼子狠些。”

她站起身，也从里屋拿出一个同样用布包着的小包裹，打开后，是两双保存尚好的、针脚密实的黑色布鞋。

“这就是俺娘当年做的，一直没舍得穿，留到了现在。”她将布鞋递给陈砚看，“陈老师，你要是不嫌弃，觉得有用，也可以拿到纪念馆去，摆在那里。让大家伙儿都看看，都知道，当年打鬼子，不光是当兵的在前头拼命，俺们老百姓，也在后头，用自个儿的方式，尽了一份心，出了一份力。”

陈砚看着那两双承载着普通百姓深情厚谊的布鞋，又看看茶几上那块沉默的担架布，心中波澜起伏。历史的面卷，在这些细微之处，变得无比完整和立体。它不仅仅是统帅部的运筹帷幄和将士们的浴血拼杀，更是千千万万个像李老栓、像李建国的母亲这样的普通人，用他们的肩膀、双手和炽热的心，共同支撑起来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