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3章 神医之名（1/1）
永昌郡的疫情烽火虽暂熄，硝烟却未散尽。当林半夏医疗队在尸山血海中艰难建立起隔离秩序，用传统医药与异域技术结合的方式与死神搏杀时，远在数千里外京都枢密院疫情督办衙署内的陆沉，正以一种超越时代的方式，进行着另一场无声却至关重要的战役。他并非亲临前线执刀问药，而是凭借来自现代世界的医疗理念和知识，通过一道道电文、一封封奏疏，为这场古老的抗疫战争注入了决定性的力量。他的贡献，随着疫情的逐步控制，开始从高层悄然传开，最终汇聚成一个响彻朝野的名号——“神医”。这并非指他妙手回春，而是赞其运筹帷幄、洞见症结之能。
疫情督办衙署内，巨大的地图上标注着疫情动态，桌上堆满了来自永昌及各地的病例记录和疫情报告。陆沉便是在这里，凭借其超越时代的认知，做出了几个关键决策，挽救了无数生命。
其一，力排众议，锁定防控核心——隔离与消毒。
在疫情初期，朝中“天罚论”和“鬼神作祟”之说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提议请僧道做法事驱疫。陆沉则在其起草的《防疫应急疏》中，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将核心措施定位于“断绝往来，洁净环境”。他提出的“网格化隔离”、“病患分级管理”、“尸体火化”、“石灰消毒”、“水源保护”等一系列具体到堪称严苛的指令，最初被许多地方官员视为多此一举，甚至激起民怨。然而，正是这套基于“切断传播途径”和“控制传染源”现代防疫理念的体系，成功地将瘟疫锁死在了西南一隅，避免了席卷全国的浩劫。当其他地区庆幸得以保全时，人们才开始后知后觉地意识到，那位深居京都的靖安侯，早已看穿了瘟疫传播的本质。
其二，远程指导，优化救治策略。
通过林半夏发回的详细病例记录，陆沉虽然无法亲见患者，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关键信息。他注意到病例记录中提及的“鼠类异常死亡”和“跳蚤滋生”现象，结合“淋巴结肿痛”这一典型症状，他几乎可以断定这是鼠疫（尽管他对外仍沿用“疙瘩瘟”之名）。基于这个判断，他通过加密电文，向林半夏发出了几条至关重要的指令：
强调灭鼠灭蚤：要求疫区将环境清理和灭鼠灭蚤提升到与救治病患同等重要的地位，明确指出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病源”所在。
谨慎使用“人传人”防护：他反复强调肺鼠疫可能通过飞沫传播的风险，要求医护人员在与咳嗽、咯血患者接触时，必须佩戴加厚口罩，并保持距离。这一点，在后期被证明极大地保护了医护人员。
支持并规范外科干预：他对尤素福的脓肿切排术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指导格物院改进了手术器械的消毒流程（如高压蒸汽消毒的概念雏形），使得这一技术在挽救淋巴结鼠疫患者时，发挥了最大效用，同时降低了术后感染风险。
提出“康复者血清”的探索性思路：在得知有康复者出现后，他指示林半夏尝试收集康复者的血液（尽管无法提取血清，但保留了全血），并观察是否对危重患者有疗效。这虽然在此次疫情中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却为未来的免疫学研究埋下了一颗宝贵的种子。
这些指令，条条切中要害，仿佛他亲临现场，洞察了瘟疫的每一个弱点。林半夏在后来的奏报中写道：“……侯爷远在千里，然如掌上观纹，所授之法，皆直指疫魔咽喉。若无侯爷明示，恐我军伤亡更巨，成效难料……”
陆沉的“神医”之名，更源于他在此次疫情中，系统性地引入和推广了一套基于现代公共卫生理念的知识体系。
他推动了“病菌说”的初步普及。尽管无法展示显微镜下的细菌，但他通过逻辑推理和实际效果（消毒的有效性），强力推广了“微不可察之活物致病”的假说。这套理论虽然依旧备受传统医者抨击，但其解释力和指导实践的能力，开始动摇“瘴气论”、“天罚论”的根基，为帝国医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一个全新的、唯物主义的方向。
他建立了初步的“流行病学调查”模式。要求各地上报疫情，不仅报人数，还要报时间、地点、人群分布、可能的接触史等信息，并在地图上进行标识分析。这使得疫情的传播链条和高风险区域得以清晰呈现，为精准防控提供了依据。这套方法，被太医院和地方官府记录沿用，成为了后世应对类似危机的重要参考。
他强化了“数据驱动决策”的理念。在督办衙署，一切决策必须基于数据和事实，而非臆测和恐慌。他要求林半夏做的详细病例记录，不仅用于指导治疗，更成为了研究这种疾病规律的宝贵资料。这种尊重客观事实、依靠数据分析的科学精神，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帝国的官僚体系和知识阶层。
他催生了“公共卫生”概念的萌芽。此次防疫，不仅仅是医疗行为，更涉及到了环境卫生、食品饮水安全、物资保障、社会秩序维护、信息管理、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这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公共卫生管理的实践。陆沉主导建立的这套跨部门协作的应急管理体系，为帝国未来建立常设的公共卫生机构，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组织基础。
随着疫情被有效控制，陆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洞悉天机，妙手仁心”的名声不胫而走。从朝堂到民间，尤其是在那些因严格防疫而得以保全的地区，百姓对其感恩戴德，甚至在家中为其设立长生牌位，尊称为“陆神医”或“再世华佗”。这种声望，已经超越了他之前作为“天降奇人”、“改革重臣”的范畴，带上了一层救苦救难的神圣光环。
萧云凰对此乐见其成，多次在公开场合盛赞陆沉“功在社稷，泽被苍生”，并给予了极其丰厚的赏赐。陆沉的威望，借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隐隐有与宰辅韩文正、枢密使李崇山并驾齐驱之势。
然而，盛名之下，暗流涌动。
太医院内部，以王济世为首的保守派太医，虽然无法否认陆沉在此次抗疫中的巨大作用，却对其推崇的“病菌说”、“消毒法”乃至“外科手术”深感不安和抵触，认为这是对传统医学正统的挑战和亵渎。他们私下里议论，陆沉之法“虽有效验，然终非王道”，担忧长此以往，医道将沦为“匠人之术”。
更深的忌惮，来自于那些本就对陆沉和女帝新政心怀不满的势力。镇南公和燕王在各自封地接到京都的疫情通报和陆沉声望日隆的消息时，脸色都极为难看。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能臣，更是一个凭借近乎“未卜先知”的能力和救世功绩，将民心与皇权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可怕对手。陆沉的“神医”之名，在普通百姓和开明士人眼中是光环，在这些藩镇巨头眼中，却成了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威胁。他们意识到，此人不仅能在朝堂革新，能在战场破敌，更能于无形中收取天下民心，其危险性，远超十万雄兵。
面对如潮的赞誉和暗中的忌惮，陆沉本人却异常平静。他深知，“神医”之名不过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降维打击结果，真正的医学革命道阻且长。鼠疫的特效药（抗生素）、疫苗，对于这个时代而言，依旧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但他也看到了希望。经过此次疫情的淬炼，一套初具雏形的防疫体系得以建立，一批像林半夏这样敢于接受新知识、勇于实践的年轻医者成长起来，科学防疫的理念开始播种。他授意林半夏，在永昌郡疫情彻底平息后，不必立刻回京，而是留在当地，协助重建，并以此为基础，筹建帝国第一个“西南疾疫防治所”，将此次抗疫的经验制度化、常态化。
“神医”之名，于他而言，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他要用这份声望，推动更深层次的医学和公共卫生改革，让这个帝国，在未来面对疾病时，能够拥有更强的抵御能力。帝国的肌体，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初愈，而陆沉，正试图为它建立起一套强大的免疫系统。前方的路，依旧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