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海权思想立（1/2）

“东海岸巡视”的硝烟与风浪渐渐平息，但它在帝国最高决策层和海军精英心中激起的波澜，却久久未能平复。

长达万里的航行，亲眼目睹浩瀚无垠的海洋、星罗棋布的岛屿、繁忙的国际航道，以及与西洋列强舰船在大洋上的不期而遇，都强烈冲击着传统的“重陆轻海”、“以海为壑”的固有观念。

一种更加系统、更加前瞻、更具进攻性的“海权思想”，开始从感性的体验和零散的议论，凝聚为理性的思考和战略的共识。

这种新海权思想的核心推动者与阐述者，首推皇太子陈弘绪和水师提督沈葆靖。

巡海归国后，陈弘绪向皇帝陈远呈递了数万言的《巡海方略与海防刍议》奏折，沈葆靖也同时上呈了《海军建设与未来海战之管见》。

这两份文献，结合了巡海见闻、与西洋海军将领的交流心得、以及对世界海军发展史的研习，系统地阐述了新兴的海权观，其要点可概括为：

第一，明确“海权”为“国权”之延伸与保障，关乎国家兴衰。

奏折开篇明义：“古之争于陆，今之争于海。

泰西列强，如西、葡、荷、英、法，其国势之盛，莫不与其海权之张相伴。

拥有制海权，则商路通，财富聚，藩属附，兵威及于万里；失海权，则门户洞开，商路被扼，藩篱尽失，终将受制于人。

我朝拥有万里海疆，贸易遍及四海，更有台湾、吕宋等海外领地，海权之重，更甚于历代。

海权即国权，海权强则国强，海权弱则国危！”

这直接将海洋战略提升到了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高度，彻底颠覆了将海军视为“水上城墙”的消极防御思想。

第二，提出“近海防御”与“远洋存在”相结合的海军战略。

基于帝国现实，奏折认为海军建设应分两步走：近期以“近海防御”为主，建立强大的沿岸防御舰队，配属水雷、岸防炮、快速鱼雷艇，确保本土海岸线、主要港口、近岸航线的绝对安全，使敌人无法轻易侵入。

但同时，必须拥有一支以铁甲舰为核心的“远洋机动舰队”（或曰“大洋舰队”），其任务并非被动防守，而是：保护通往南洋、印度洋乃至欧洲的远洋商路；威慑与控制南海、东海等关键海域；在必要时前出至马六甲海峡、琉球乃至夏威夷等要地，展示力量，维护海外利益；与潜在对手（如荷兰、英国）的主力舰队在远海进行决战，争夺区域制海权。这就为海军发展指明了由“黄水”走向“蓝水”的清晰路径。

第三，强调“以商养战，以战护商”，海军与海外贸易、殖民地紧密结合。

新海权思想深刻认识到海军与经济的共生关系。“海军之费巨，非仅赖国帑。

当以海军护航，保我商船安全；以商税（海关、贸易公司利润）养我海军。海外殖民地（如吕宋），不仅为财富之源，亦为海军之天然基地、补给站、前哨。

海军强，则殖民地安；殖民地固，则海军之触角可伸及更远。”

这就将海军建设与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海外扩张政策有机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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