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6章 我早就杀了他（1/2）

林默的瞳孔因那两个字剧烈收缩。

他立刻调阅了所有关于首任“顾问”周维桢的原始档案，在尘封的卷宗深处，一个被刻意用权限和时间掩盖的细节浮现出来。

一九三五年，那场决定了无数人命运的手术当日，周维桢亲笔签署的同意书末尾，用几乎无法辨认的笔迹附加了一行小字：“若意识延续成功，请允许我‘杀死’过去的自己。”

这行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林默脑中的迷雾。

他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更为骇人的事实被他从租界教会的档案库中翻找出来。

手术后仅三个月，周维桢唯一的儿子周明远，因突发“精神失常”被强行送入马斯南路疗养院。

档案记录他半年后死于镇静剂药物过量。

在林默的真实之眼中，这份泛黄的病历瞬间被深红色的警示光芒笼罩——它被至少三重加密协议封锁，并且残留着濒死者极度恐惧与被遗弃的强烈情绪。

一位老护士在附注中记录，周明远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总是在清醒的片刻反复念叨着同一句话：“父亲不要我了……他说，新人不需要旧的儿子。”

至此，一切都清晰了。

林默终于明白，“顾问”体系的传承，远非生理兼容那么简单。

它是一场残酷的献祭。

每一位候选者，都必须在心理层面完成一次对“旧我”或是“至亲”的象征性谋杀，彻底斩断与过去世界的羁绊，才能成为一个纯粹的、只为系统意志服务的容器。

周维桢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而沈仲安写下的“弑父”，指的并非血缘之父，而是他曾经坚守不渝、并为之付出一生的旧体制信仰。

他早已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前任“顾问”意志的延伸，一个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

而终结这一切的唯一方式，就是亲手摧毁这套吞噬了无数人的系统本身。

林默合上档案，停止了所有形式的审讯。

他以复查脑部数据为由，安排了一场极其私密的“私人会面”，将沈仲安从禁闭室转移至审计署地下的旧诊疗室。

这里的一切，都被林默精准地复刻成了一九三五年静园手术室的模样，从墙壁的斑驳油漆到医疗器械的摆放位置，甚至连灯光的投射角度都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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