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2章（1/2）

江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此刻，秦墨和几位核心智囊围坐在椭圆形的会议桌旁，桌上摊满了各种文件、报告、数据分析图表。空气里弥漫着浓咖啡和纸张油墨混合的味道，以及一种高度专注带来的静默压力。

他们在系统梳理近期全省的经济运行数据，特别是投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个趋势越来越清晰：在“四万亿”强刺激效应逐渐消退、传统基建投资增速明显放缓的同时，另一股投资热潮正在悄然兴起，且来势汹汹。

“秦书记，您看这几组数据。”研究室主任点着投影屏幕，“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5%，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12.3%，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达到了惊人的29.7%，增速是全部投资增速的三倍多，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特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35%以上。”

屏幕上，代表不同投资领域的柱状图高低错落，那条代表“高技术产业”的曲线陡峭上扬，分外醒目。

“投资主体呢？”秦墨问。

“变化也很大。”主任切换图表，“国有投资占比在下降，民间投资，特别是来自长三角以外、包括海外背景的VC/PE（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占比在快速上升。这些投资高度集中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新能源……而且，单笔投资额越来越大，投资阶段也越来越向前移，甚至直接投向一些还处于实验室阶段的尖端技术。”

秦墨的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击。数据不会说谎。资本，这个嗅觉最灵敏的“野兽”，正在用真金白银投票，大规模涌向代表未来的新赛道。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在于，这股力量如果能引导好，完全可以成为江南省产业升级、动能转换的强劲助推器。挑战在于，这股力量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无序甚至带有强烈逐利性的，如何避免其催生新的泡沫，如何防止其扭曲创新生态，如何确保其发展与国家战略、地方实际、百姓福祉同向而行，而不是被资本逻辑完全绑架？

“具体到项目和企业呢？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动向？”秦墨继续追问。

另一位研究员调出一份整理过的简报：“我们梳理了今年以来，投资额排名前五十的‘数字经济’相关项目。发现几个现象：第一，超过七成的项目，背后都有湾区资本或其关联基金的身影，他们要么是领投方，要么是重要的跟投方。第二，这些项目普遍喜欢‘包装’概念，很多初创公司，技术可能还在早期，但商业计划书做得天花乱坠，动辄就是‘平台’、‘生态’、‘颠覆’。第三，他们非常注重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联合成立实验室、研发中心，甚至直接‘打包’引进海外成熟团队。第四，在政府关系层面，他们也极其活跃，频繁参加各种论坛、峰会，提交政策建议，与地方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意愿非常强烈。”

湾区资本。又是郑国权。秦墨眼神微凝。这一次，他没有再试图与“长风科技”这样的具体目标“联姻”，而是挥舞着更大的支票簿，以“赋能者”和“战略投资者”的姿态，试图在更广阔的“数字经济”领域，布下一张大网，下一盘大棋。

“他们的策略很高明。”研究室主任推了推眼镜，分析道，“不直接与您主导的‘质量风暴’和‘反腐’硬碰硬，而是选择了一条看似‘并行不悖’，甚至‘方向一致’的赛道——支持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这很容易获得舆论支持和政策好感。而且，他们通过大规模投资，快速绑定一批有潜力的科技企业和研究团队，形成事实上的‘创新联盟’或‘产业生态’。假以时日，他们在这些新兴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可能会非常可观。到那时……”

到那时，或许就不再是某个具体的项目或企业之争，而是在产业规则、技术标准、甚至发展路径上的隐形主导权之争。郑国权似乎深谙“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的商业铁律，正在尝试从一个更高的维度，布局和影响江南省乃至更大范围的产业未来。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闭关自守。”秦墨缓缓开口，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资本追求回报，天经地义。有外部资本愿意投资我们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体上是好事，说明我们这片土壤有吸引力，有潜力。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资本拒之门外，而是要想清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本？我们希望资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如何在与资本的互动中，掌握主动权，确保发展不偏离我们的目标和方向？”

他走到白板前，拿起笔：“第一，明确我们的‘需要’。江南省发展数字经济，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本土产业集群，是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是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是提升全省经济的创新力和抗风险能力。这是我们的‘本’。任何资本，任何项目，都要用这把尺子量一量，是符合这个‘本’，还是仅仅在追逐短期热点和估值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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