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玄门盛会（1/2）

终于迎来了第二日，寅时的梆子声尚未在寺外巷陌传开，我已悄然起身。禅房内的铜灯添了新油，昏黄光晕里，昨日换下的僧衣叠得整整齐齐，与如今常穿的素色短打形成鲜明对比。整理好案几上的贝叶经，指尖抚过经文上磨损的字迹，忽然想起金佛还没有被盗前，彼时那就是混混沌沌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今寅时便起床修习佛法，晨光熹微时已经练了多遍武功，筋骨早已褪去往日的闲散，心境更是如经霜后的翠竹，多了几分坚韧与通透。

人这一生，大抵最难得的便是“执念”便是“不放弃”。从前总以为执念是烦恼根源，是佛教所言的“贪嗔痴”之始，可真正心诚意才明白，坚定的目标从来不是执念，而是照亮前路的灯盏。若无寻回金佛的执念，我或许仍在自我安乐的日子中醉生梦死，或是在金佛寺的青灯古佛下浑浑噩噩。所谓脱胎换骨，从来不是改变容貌装束，而是心中有了不可动摇的愿力，言行举止便自然有了章法与力量。就像佛经中说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初心，便是支撑人走过暗礁险滩的底气，是在迷雾中辨明方向的灯塔。

辰时初刻，我来到代理掌印喇嘛罗布桑珠的院子。院中简洁素雅，罗布桑珠正坐在石阶上擦拭佛珠，紫檀木的珠子在他掌心流转，发出温润的光晕。“师兄，”我躬身行礼，“今日城中太清宫有宗教界法会，弟子受邀前去，或许能对寻到金佛有所助益。”

这话半真半假，寻金佛的线索是实，但若说参会的真实目的，却是万万不能吐露的。金佛寺的内鬼藏得极深，这些日子以来，寺中上下看似平静，但总隐约感觉暗流涌动，就连每日一同诵经的僧众，眼神中也偶尔藏着难以捉摸的情绪。我不敢轻信任何人，哪怕是温和宽厚的罗布桑珠，也只能点到为止，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不能不让我如履薄冰。

罗布桑珠停下擦拭佛珠的手，抬眼看向我，目光深邃如潭：“太清宫的法会，乃道教盛会，向来少邀外宗人士。你能拿到拜帖，或许也算机缘。只是尘世复杂，人心不比佛法纯粹，你此番前去，切记谨言慎行，莫要卷入是非，更要护好自身安全。”他顿了顿，将一串开过光的金刚结递给我，“带上这个，或许能护你周全。”我接过金刚结，触手生温，连忙躬身道谢：“谨记师兄教诲，定然小心行事，早去早回。”

辞别罗布桑珠，我回到自己的禅房，取出行囊中的伪装道具。那是一套月白色的锦袍，腰间系着玉带，还有一顶镶着翡翠的小冠和宏毅弄来的假发。抱着这套衣物，仿佛握住了遥远的过往，那时的我，是帅府五夫人的干儿子，锦衣玉食，鲜衣怒马，整日里流连于酒肆茶坊，凭着几分小聪明和帅府的名头，活得恣意张扬，风流洒脱中带着几分玩世不恭。

我出了寺门来到醉仙居的包间里，铜镜映出换好装束的身影。锦袍勾勒出挺拔的身形，小冠束起长发，眉眼间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可眼底的神色却早已不同。那时的眼神里满是少年意气，不知人间疾苦，不懂人心险恶；如今再看，眸底多了几分沉淀与锐利，藏着经历过变故后的沉稳，也藏着难以言说的疲惫与压力。自从东北易帜，东北军和五夫人离开盛京城，我留在盛京见过太多背叛与阴谋，亲历过生死一线，曾经的棱角已经渐隐，可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深知“难言之隐”。

我对着铜镜整理了衣襟，深吸一口气，推开包间门走了出去。街上的行人往来匆匆，有人侧目打量我的装束，眼中带着好奇，却无人知晓这副风流皮囊下，藏着一颗佛门弟子的心，更藏着一段惊心动魄的过往。我收敛心神，脚步沉稳地朝着太清宫的方向走去，路上行人渐多，叫卖声、说笑声此起彼伏，可我的思绪，却开始向翻账本一样展开。

佛教自天竺传入东土，历经千年融合，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寺庙遍布大江南北，香火绵延不绝。而道教不同，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如同一棵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古木，汲取着华夏文明的养分，枝繁叶茂，源远流长。我这些日子在金佛寺中，除了修习佛法武功，便是翻阅藏经阁中关于道教的典籍，如今细细回想，那些记载仿佛就在眼前铺展开来。

道教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方仙道与黄老之学。那时的人们敬畏自然，崇拜鬼神，方士们修炼丹药、追求长生，黄老之学则主张“无为而治”，这些思想都为道教的形成埋下了伏笔。真正意义上的道教确立，是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汉后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张角创立太平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了黄巾起义，虽然最终失败，却让道教思想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张道陵在蜀地创立天师道，以符箓咒水为人治病，广收门徒，建立了道教的早期组织。

到了魏晋南北朝，道教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发展高峰。葛洪着《抱朴子》，系统阐述了道教的神仙理论与修炼方法，将道教的修持方术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相结合；寇谦之改革天师道，最终成为服务于国家的正统宗教；后期道教提出“三教合一”的思想，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道教的经典教义日渐完备，科戒仪范逐渐规范，新兴道派不断涌现，从最初的民间教团，成为与佛教、儒家并驾齐驱的宗教团体。

而隋唐至北宋时期，道教更是迎来了鼎盛之时。李唐王朝尊老子为圣祖，将道教列为国教，唐太宗李世民曾言“道大佛小，先老后释”，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更是亲为《道德经》作注，将其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一时间，天下道观林立，道士地位尊崇，道教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北宋时期，宋真宗、宋徽宗皆尊崇道教，宋徽宗甚至自号“道君皇帝”，大力扶持道教发展，道教的宫观建设、典籍整理、教义传播都达到了顶峰。

反观那时候的佛教，虽在隋唐时期也极为兴盛，禅宗、净土宗等教派深入人心，鉴真东渡、玄奘西行更是传为佳话，但始终未能如道教一般得到皇权的直接庇护。佛教的发展，更多是依靠信徒的信仰与僧众的修行，在与儒家、道教的碰撞融合中逐渐壮大，佛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是扎根人心的关键。我想到金佛寺，历经百年风雨，虽也曾有过兴衰起伏，却始终坚守着佛法的精髓，以慈悲为怀，以普度众生为己任，这与道教“无为而治”“修身养性”的理念，虽路径不同，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晚唐北宋以后，“三教合一”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儒家的伦理道德、佛教的慈悲禅悟、道教的修炼养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以修持内丹术为主的金丹道派开始兴起，取代了早期道教的外丹修炼，成为道教修持的主流。内丹术以人体为鼎炉，以精气神为药物，通过修炼达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目的，这种修持方法更注重内心的感悟与身体的修炼，比外丹术更可行，也让道教的修持方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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