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2章 “重庆排查汉奸可疑人员”（1/2）

重庆的初夏，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

陈默坐在甄别处的办公桌前，手中捏着戴笠刚签发的“重庆汉奸排查令”，纸上“一周内提交可疑人员名单，重点排查与日商、日伪机关往来密切者”的字迹，像一道沉重的枷锁，压得他心头发紧。

“汉奸排查”——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暗藏凶险。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商贾云集，日商虽因战事减少，却仍有不少人与重庆本地商人保持着秘密往来，其中既有真正为日军传递情报、输送物资的汉奸，也有因生意往来被牵连的爱国商人。

若排查过宽，会误伤无辜，寒了爱国人士的心；若排查过严，又会让戴笠觉得“办事不力”，甚至可能被反共势力借机栽赃。

“陈处长，戴老板这次下了死命令，一周内必须出结果，毛人凤他们肯定盯着呢，要是名单里没几个‘硬角色’，咱们不好交差。”

苏晴端着一杯凉茶进来，看着排查令，语气带着担忧，“而且现在军统内部反共暗流这么浓，有些人肯定想借着‘汉奸排查’，把进步人士也塞进名单里，咱们得小心应对。”

陈默接过凉茶，一口饮尽，压下心中的烦躁。

他清楚，这次排查既是戴笠对他的考验，也是一次“借势除奸”的机会——既能打击真正的汉奸，为抗战清除内患，又能借着排查的名义，掌握重庆日商、日伪机关的往来网络，为组织的地下工作减少阻碍。

“我们按‘三层筛选法’来做，确保精准排查。”

陈默沉思片刻，拿出一张空白的排查表，开始制定计划：

“第一层，梳理基础信息：收集所有与日商、日伪机关有往来的人员名单，包括姓名、职业、往来频率、接触对象——这一步由赵峰、孙茜负责，对接军统档案科和工商部门，三天内完成；

第二层，初步甄别：标记出‘往来频繁（每周三次以上）’‘接触日伪情报人员’‘有资金流向日占区’这三类重点可疑人员——这一步我亲自负责，结合日伪内线的情报，剔除‘单纯生意往来’的人员；

第三层，实地核实：对重点可疑人员，派行动科的人暗中跟踪，确认是否有‘传递情报’‘输送战略物资’等汉奸行为——这一步要秘密进行，避免打草惊蛇，更不能冤枉无辜。”

计划制定后，排查工作立刻启动。苏晴带着赵峰山、孙茜，泡在军统档案科和重庆工商总局，翻阅了近三年的“日商往来登记册”“商户资金流水账”，共梳理出230余名与日商、日伪机关有往来的人员，其中商人180人，职员30人，自由职业者20人。

陈默拿着这份名单，结合日伪内线传递的“重庆日伪情报网络名单”，开始初步甄别。

他的目光停留在“王记商行老板王福生”的名字上——名单显示，王福生每周都要与日商三井洋行的经理见面，且近半年有三笔大额资金流向上海日占区。日伪内线的情报也提到“三井洋行是日军在重庆的情报中转站”，王福生的嫌疑瞬间上升。

但当看到“裕丰粮行老板李建国”的信息时，陈默却皱起了眉。

李建国与日商三菱商事有往来，每月交易一次粮食，但资金流水显示，他将大部分利润都捐给了重庆的抗日救亡团体，且内线情报证实“李建国曾多次借粮食运输的名义，为八路军输送紧缺的药品”——显然，他是被日商往来牵连的爱国商人，绝非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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