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9章 日军启动反情报行动（2/2）

每一条信息，陈默都第一时间通过苏晴传递给沈兰，再由沈兰转化为“规避指南”，传递给组织的各个联络点：

-针对“监听频率”：通知地下党电台将频率调整至600-800千赫，避开日军的监听范围，且每次发报时间不超过3分钟，发报后立刻转移电台位置；

-针对“重点区域”：暂时关闭两路口周边的三个地下联络点，人员转移至日军排查较少的南岸区；

-针对“身份排查”：为联络员准备“地域特色的随身物品”——比如假装“四川农民”，就带一把镰刀、一袋红薯；假装“湖北工匠”，就带一套木工工具、一本破旧的《鲁班经》，确保“职业与物品相符”。

同时，陈默还借着“传递假情报”的名义，向日军释放了“地下党电台位于重庆北区”的错误信息——日军果然上当，将半数移动监听站调往北区，大大减轻了核心区域的监控压力。

然而，日军的反情报行动并未停止。

一周后，白杨在对接日伪内线时，遭遇日军宪兵队的突然排查。

幸好他提前按“规避指南”，伪装成“四川木工”，随身带着刨子、锯子和一本写满“木工口诀”的笔记本（实则是情报暗号本），面对日军的盘问，他一口流利的四川方言，熟练地演示刨木技巧，成功蒙混过关。

事后，白杨向陈默汇报：“日军排查时，特别注意随身物品的细节，比如我假装木工，他们特意检查了刨子的刃口，看是否有使用痕迹——要是没提前准备，肯定会暴露。”

陈默点头：“这说明我们的‘规避指南’起作用了，但不能掉以轻心。日军的反情报手段会不断升级，我们要持续监控他们的动向，及时调整策略。”

他立刻让技术科加强对日军“反情报指令”的截获，让行动科重点跟踪日伪特务的“新动向”，确保第一时间掌握日军的调整，为组织提供最新的“规避方案”。

期间，戴笠多次询问“对日反情报监控”的进展，陈默都以“已掌握日军主要手段，正在传递假情报误导”为由汇报，既展示了“工作成效”，又隐瞒了“为组织提供情报”的真实目的。

戴笠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甚至将“重庆周边日伪反情报人员档案”交给了他，让他“全权负责分析与监控”。

拿到档案的那天，陈默彻夜未眠。

他仔细翻阅每一份档案，将其中“对地下党威胁最大”的日伪特务——尤其是那些“擅长识别暗号”“熟悉地下党运作模式”的人员，逐一标注出来，通过沈兰传递给组织，建议“暂时停止与这些特务管辖区域的情报往来”。

窗外的天渐渐亮了，陈默看着桌上的“日军反情报行动分析报告”，心中满是感慨。

这场与日军反情报部门的“博弈”，既是对他潜伏能力的考验，也是对组织地下网络韧性的检验。而他，靠着“借力打力”的智慧，在军统的资源与组织的需求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既完成了戴笠的“对日反情报任务”，又为组织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他拿起笔，在报告的末尾写下：“日军反情报虽严，然其手段有迹可循；我等借军统之力，可窥其虚实，为组织避危，为抗战保路。”

既是对行动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只要持续掌握日军的反情报动向，组织的情报网络就能在夹缝中安全运转，为抗战胜利源源不断输送关键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