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2章 波斯尼亚（1/2）
包德发站在莫斯塔尔古桥修复纪念碑前，内雷特瓦河在脚下奔流，流过石灰岩峡谷，流过战争与和平的记忆。这座十六世纪的奥斯曼石桥曾在1993年战争中被毁，2004年重建，如今是波黑和解的象征。
丽莎拿着震动的卫星电话快步走来，屏幕显示着波黑国内的区号，但信号来源却在乡村。
“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农业复兴基金会转接的线路。对方说情况紧急，已经联系欧洲各大动物福利组织无果。”
视频接通时，信号断断续续。画面中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站在似乎是农场仓库的背景前，但背景墙上隐约可见弹孔修补的痕迹。
“大师，我叫哈里斯·科瓦切维奇，”男人的声音沙哑，带有明显的斯拉夫口音，“我在维索科镇外经营火鸡农场—这是战后重建项目的一部分，为了让不同族裔的返乡者能有生计。”
画面稳定下来，哈里斯身后的景象令人震撼：现代化养殖设施与战争遗留的伤痕共存。金属笼子后方的墙上，有一块用不同颜色水泥修补的墙面，显然是火箭弹留下的痕迹。
“我的农场就在曾经的交战线上，”哈里斯的声音低沉，“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波斯尼亚克族，我们的人曾经在这里互相射击。2002年，在欧盟资助下，我们三个不同族裔的家庭共同建立了这个农场—火鸡不需要知道你是哪个民族，它们只需要食物和水。”
丽莎调出的数据显示出这个战后国家的特殊困境：
·波黑火鸡产业规模：仅为战前水平的35%
·全国失业率：20.5%，乡村地区高达40%
·多民族合作农场存活率：不足60%
·传统火鸡品种在战争期间近乎灭绝
突然，哈里斯把镜头转向窗外，展示着一片混乱景象：“昨晚，不明身份者切断了围栏电源，放走了三百只即将出栏的火鸡。这些火鸡跑到雷区警告标志附近，已有两只触发残留地雷……孩子们上学路上看到了残骸。”
包德发凝视着画面—现代化的养殖笼外，是挂着警示牌的田野，远处山脊上还能看到废弃的碉堡。“当食物生产发生在未愈合的伤痕上，”他轻声说，“喂养就变成了复杂的修复。”
包德发抵达维索科时，十一月的巴尔干寒风正从狄纳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席卷而下。农场位于萨拉热窝西北四十公里处，坐落在曾经的交战线上—一边是波斯尼亚克族村庄，另一边是塞尔维亚族社区。
主养殖厂房由欧盟战后重建基金建造，但建材明显混合：新的钢梁与从废墟中回收的木材共存。兽医阿米拉·哈桑诺维奇—一位戴着头巾的波斯尼亚克族女性—正蹲在水泥地上检查一只腿部畸形的小火鸡。
“这是‘波斯尼亚青铜’，我们战前就有的传统品种，”阿米拉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的坚韧，“战争期间几乎灭绝，我们通过基因库恢复了小部分种群。但市场需求是‘大胸白’，所以我们主要养殖工业品种。”
厂房内的空气潮湿，混合着饲料和消毒水气味。墙上挂着一张褪色的照片：1995年，这片土地上不是养殖笼，而是联合国难民署的临时帐篷。
在员工休息区，屠宰线主管米洛什·约万诺维奇—一位塞尔维亚族中年人——展示着他左臂上的伤疤：“不是农场事故，是1993年狙击手留下的。但比起这个，”他指着自己的太阳穴，“更糟的是记忆。我在这里工作，但每天路过东边那片树林，就会想起我表弟死在那里。”
米洛什从钱包里取出一张泛黄的全家福，背景是同一片土地上的老式农场：“这是我祖父，1967年。那时我们养火鸡、种李子、酿rakija（水果白兰地），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都来参加感恩节前的市集。”
农场档案室里，历史以痛苦的方式分层。哈里斯翻开一本被烟熏过的记录本：“这是我父亲1992年的记录——‘9月15日，最后三只火鸡，给伤员补身体’。后面空白了三年。1996年的第一笔记录是‘4月8日，欧盟送来第一批雏鸡，二十只’。”
哈里斯的手指抚过这些字迹：“我父亲记得战前农场里每只火鸡的名字，我给它们编号，因为数量太多，也因为……记住名字意味着可能再次失去。”
那天下午，冲突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不是动物保护者，而是当地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者，举着“不要混合经济”的标语在农场外抗议。他们声称多民族合作农场是“人为的兄弟情谊”，违背“自然社区秩序”。
抗议者中有一位老人，他突然走向前，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儿子死在这片地里。现在你们在这里养火鸡赚钱？”
哈里斯走出农场大门，在众人注视下平静回应：“我父亲也死在这里。但他说过，如果我们的孩子只能在这片土地上学会仇恨，那我们就白白死去了。”
那天晚上，农场的三位创始人—塞尔维亚族的米洛什、克罗地亚族的卢卡、波斯尼亚克族的哈里斯—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瓶未开封的rakija。墙上挂着他们2002年建厂时的合影，背后写着三种语言的“和平从餐桌上开始”。
农场边缘有一座半毁的石屋，屋顶塌了一半，墙上弹孔密布。这是哈里斯家族战前的住宅，1993年被炮火击中后废弃。包德发选择这里作为“和解静修所”。卢卡起初反对：“那里有太多痛苦的回忆，甚至可能有未爆炸的弹药。”
但包德发坚持。工人们用三天时间清理了石屋，小心保留了战争的痕迹—弹孔用透明树脂填充而非遮盖，烧焦的房梁保留在原位。他们发现墙体内封存的旧物：一只儿童鞋、一本被烧掉一半的《古兰经》、一个东正教圣像碎片。
第一个夜晚，米洛什带着一盏煤油灯悄悄前来。这位在战前是无神论者、战后重归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进门后犹豫片刻，最终对着那个发现的圣像碎片画了十字。
“我妻子说，我们在这里工作是对死者的不敬，”米洛什的声音在石屋的废墟中回荡，“但我想，也许养火鸡比种仇恨好。只是……当我操作生产线时，我在想，我们只是在把一种暴力（战争）换成另一种暴力（工业化养殖）吗？”
包德发没有立即回答。他从附近山上采集了野生鼠尾草和百里香，混合着从三个不同族裔家庭花园里取来的土壤—分别来自波斯尼亚克族家庭的庭院、塞尔维亚族家庭的后院、克罗地亚族家庭的菜园。点燃后，石屋里弥漫起一种复杂的香气：土地的、记忆的、创伤与希望交织的气息。
“听听风穿过弹孔的声音，”良久，包德发说，“这些墙壁记得战前的婚礼、战争时的避难、战后的沉默。现在，它们将见证新的选择：是重复暴力的循环，还是创造尊重的循环？”
第三晚，阿米拉兽医带着一份研究报告前来。“我联系了萨拉热窝大学农学院，”她的眼睛闪烁着学者的光芒，“研究发现，我们当地的‘波斯尼亚青铜’火鸡，虽然生长慢，但对本地气候和疾病的抵抗力比工业品种高60%。更重要的是，它们有记忆—能记住放养区的地形，甚至能辨认不同的饲养员。”
她翻开研究报告，里面附有老人们的口述记录：“战前，这种火鸡会在秋天自行飞到果园吃掉落水果，肉里有李子和苹果的香味。这是一种与土地共生的火鸡，不是工厂产品。”
消息开始在农场工人中悄然传播。这些来自三个不同民族、有些人的家人曾互相厮杀的工人们，开始观察火鸡的行为。他们注意到，当火鸡紧张时，所有品种都会发出相似的警示声；当它们舒适时，会发出相似的咕噜声。
“你看，火鸡不知道民族，”一位克罗地亚族工人对塞尔维亚族同事说，“它们只分安全与危险。”
但转型的压力迅速显现。农场经理—一位来自德国的欧盟派驻专家—冲进石屋：“你们在搞民族和解工作坊吗？看看这些数据！转型为传统品种养殖，头两年我们会亏损至少50%！欧盟的资助是基于经济效益，不是社会实验！”
包德发从石屋的弹孔望向外面的养殖场和远处的墓地。“施密特先生，”他平静地说，“您知道波黑战后重建的总投入吗？超过150亿欧元。而您知道波黑目前仍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吗？也许，真正的重建不是修复建筑，而是修复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食物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感恩节前六周，风暴以波黑特有的复杂方式袭来。
先是萨拉热窝报纸《解放报》刊登了调查报道《和平火鸡还是战争利润？》，质疑多民族合作农场是否只是“表演性的和解”。文章引用了一位民族主义政治家的话：“共同养火鸡不能让死者复生，只会让生者忘记。”
接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组合出现了：塞尔维亚族极端组织“圣乔治骑士”和波斯尼亚克族保守团体“纯洁卫士”罕见地联合抗议，理由不同但目标一致—前者认为农场“玷污了塞尔维亚烈士的土地”，后者认为“工业化养殖违背伊斯兰对动物的仁慈教导”。
抗议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标签#波黑火鸡战争#成为地区热点。
经济打击接踵而至：克罗地亚的连锁超市以“避免民族关系敏感”为由暂停订单；塞尔维亚的批发商要求“提供农场员工民族比例证明”；欧盟驻波黑办事处发来质询函，要求解释“社会目标与经济效率的平衡”。
最沉重的打击来自内部。卢卡—克罗地亚族创始人—接到老家村里的电话：“他们说你是在和杀害我们亲人的凶手合作赚钱。”他的妻子收拾行李带着孩子暂时回了娘家。
感恩节前四周，农场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三位创始人—哈里斯、米洛什、卢卡—面对面坐着，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他们之间不仅放着财务报表，还放着各自社区的压力。
“也许我们太天真了，”卢卡打破沉默，“也许在这片土地上，一起赚钱比一起流血容易不了多少。”
那天晚上，在包德发的陪同下，哈里斯做了一个决定。他没有屈服于任何一方的压力，而是在农场入口处用三种语言竖起了告示牌：
“维索科火鸡农场公开对话日
11月10日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