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8章 广结善缘（1/2）

昭阳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智慧从不在某个特定的圈子或阶层中垄断。她主动走出舒适区，与建筑工人、小店店主、不同信仰者、生活境遇迥异的人对话，发现每一段真诚的相遇都是双向的滋养。

触动昭阳走出舒适圈的，是女儿一句无心的话。

“妈妈，你认识的人好像都差不多。”女儿在饭桌上说，“都是读书的，或者心里不舒服的。我们学校门口修路的赵爷爷就不一样，他总笑，说‘路修好了，大家走得稳，我就高兴’。”

昭阳夹菜的手停在半空。她仔细回想，确实如此——她的读者、共修小组成员、沙龙参与者，多是城市中产，有一定教育背景，困扰也多集中在心理、关系、意义层面。而那些用双手直接劳作、生活更拮据、烦恼更具体的人们，似乎从未进入她的视野。

“你说得对，”昭阳给女儿夹了块鱼，“妈妈应该认识更多不一样的人。”

第一个主动的“跨界”邀请，给了女儿口中的“赵爷爷”——其实是建筑工人老赵，五十八岁，在校门口修路已经三个月。

昭阳找了个下午，带着一壶茶水去工地。工人们正在休息，老赵坐在水泥袋上，手里拿着个掉了漆的保温杯。

“赵师傅，天气热，喝点茶吧。”昭阳倒了一杯递过去。

老赵有些意外，接过茶：“谢谢啊，您是……学生家长？”

“我女儿在隔壁小学。她说您总笑，修路很开心。”

老赵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修路嘛，看着乱七八糟的地面一点点变平整，心里舒坦。跟你们读书人不一样，我们这行，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昭阳在他旁边的石头上坐下：“其实很羡慕您这种实在的成就感。我有时候写一天文章，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哎，可不能这么说。”老赵认真起来，“我闺女也是写字的，在报社。她说文字能让看不见的东西被人看见。我修的路，过几年可能又坏了。您写的字，指不定能留多久呢。”

这话让昭阳一怔。她从未从这个角度想过。

两人聊了半小时。老赵说起他年轻时在全国各地修路建桥的经历：“最苦是在青藏高原，缺氧，但星空真亮啊，像一伸手就能摸到。那时候想，我在这修路，也许以后有孩子能顺着这路去看那么亮的星星。”

他说起现在工地上年轻工人的焦虑：“都想赚快钱，没人想学手艺了。可手艺是根啊，有根才站得稳。”

临走时，老赵说：“昭阳老师，我看过您写的文章——我闺女给我看的。您写‘心安即是归处’，我们修路的人最懂这个：路修得结实，人走着就心安。”

昭阳往回走时，脚步很慢。她感到心里有什么东西被夯实了——老赵用最朴素的语言，说出了她一直在探索的“根基感”。而她给他的，也许只是一杯茶、一段倾听。

原来善缘的结成，不需要深刻的理论，只需要真诚的在场。

第二个相遇，是在一家小小的清真拉面馆。

昭阳常去这家店，但从未与店主深入交谈过。店主姓马，四十出头，从西北来，店里挂着一幅阿拉伯书法“清真言”，每天五次祷告时间，他会暂时闭店去后面的小房间。

一个周五的傍晚，昭阳去得晚，店里只有她一个客人。马师傅做完祷告出来，看她还在慢慢吃面，便坐下来休息。

“今天的面合口味吗？”他问。

“很好，汤特别醇。”昭阳说，“您每天祷告五次，生意不受影响吗？”

马师傅笑了：“真主给我的时间够用。停下来五次，反而是提醒自己：生意不是全部，人要有比赚钱更高的追求。”

这话引起了昭阳的兴趣：“在这么繁忙的城市里，坚持信仰不容易吧？”

“在哪里都一样，”马师傅望向窗外渐暗的天色，“信仰不是地点问题，是方向问题。就像您的面条，”他指指昭阳的碗，“要往一个方向搅，才不会乱。”

这个比喻让昭阳笑了：“您说得对。我有时候觉得，现代人就是失去了方向感——不是地理方向，是生命的方向。”

“因为太满了，”马师傅说，“碗太满，汤就溢出来；心太满，智慧就进不来。我们斋戒，就是让身体空一点，好让灵性进来。”

那次谈话后，昭阳开始有意识地在不同时间光顾拉面馆，观察马师傅如何在信仰与世俗间平衡。她发现，每次祷告后，马师傅的神情会特别宁静，哪怕接下来要面对高峰期的忙碌。

一个月后，恰逢斋月。马师傅邀请昭阳体验一次开斋饭——不是让她斋戒，只是来感受氛围。

那晚，拉面馆提早关门，马师傅一家人和几位同乡围坐一桌，桌上摆满食物，但大家静静等待。日落时分，远处传来宣礼声（录音），马师傅轻声念诵，然后大家才开始进食。

吃饭前，一位老人说：“感赞真主，让我们今天又完成了斋戒。”大家低声回应：“阿敏。”

饭后，昭阳帮忙收拾时，马师傅说：“您看，饥饿让我们懂得感恩。平时吃饱喝足，觉得理所当然。饿一天，才知道一口水、一口饭的珍贵。”

昭阳忽然想起自己失业那年，一碗泡面都要分两顿吃的日子。那时她对食物的珍惜，与此刻这些人因信仰而产生的珍惜，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通过“缺乏”来重新认识“拥有”。

“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昭阳真诚地说，“谢谢您。”

“互相学习，”马师傅微笑，“您让我看到，不同信仰的人也可以互相尊重、互相理解。”

第三次深度对话，来自一个完全意外的渠道。

昭阳在社区医院陪母亲做理疗时，认识了一位护工小孟。小孟二十六岁，来自农村，父亲早逝，她独自供养母亲和弟弟读书。她护理的病人大多是重症或临终者。

“昭阳姐，我读过您的书，”小孟在一次休息时说，“您写如何面对痛苦，对我帮助很大。但我有个问题：当痛苦大到无法承受时，怎么办？”

昭阳注意到小孟眼圈深重：“你遇到了这样的痛苦吗？”

小孟低下头：“我护理的一位老教师，昨天走了。我照顾了他八个月，从他还能说话到不能说话。他走时，只有我在旁边。我握着他的手，感到温度一点点消失……那种感觉，我忘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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