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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7章 个案点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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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倾听创造安全的容器,但有时,容器需要一道微光。昭阳开始领悟,在最恰当的时机,以最恰当的方式给予点拨,如同在黑暗中划亮一根火柴,让对方看见自己早已拥有的路。

意识到“倾听并不足够”,是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午后。

周婷又来了,这次带着她的儿子小远。十五岁的男孩,身高已经超过母亲,却刻意缩着肩膀,双手插兜,耳机挂在脖子上,眼神盯着茶馆地板的花纹,拒绝与任何人对视。

“小远,这是昭阳阿姨。”周婷的声音里有一丝紧张。

男孩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含糊的“嗯”。

昭阳微笑:“小远你好,谢谢你来。要喝点什么?这里有果汁,也有茶。”

“随便。”视线依然在地板上。

点完单后,沉默弥漫开来。周婷看看儿子,又看看昭阳,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桌布。昭阳不急,慢慢斟茶,让水声填补安静。

“小远,”昭阳终于开口,声音平和,“你妈妈告诉我,你觉得她和你爸没什么区别。这听起来很受伤。”

小远猛地抬头,眼神里闪过惊讶——他没想到这个陌生人会直接提起这个。

“她打你了?”昭阳问。

“……嗯。”

“那是她第一次打你吗?”

小远咬了下嘴唇:“嗯。”

“所以更难受,”昭阳点头,“因为来自一个你本以为不会伤害你的人。”

这句话像钥匙,打开了小远紧闭的嘴。“她以前……从不这样。”声音很低,但清晰了,“我爸打我的时候,她会挡着。她会说‘不许打孩子’。”

周婷的眼泪瞬间涌出,她捂住嘴。

“那你觉得,”昭阳身体微微前倾,看着小远,“为什么这次,这个‘不许打孩子’的妈妈,自己动手了?”

小远愣住了。他显然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只知道妈妈打了他,他感到背叛和愤怒。至于为什么——他一直认为是妈妈变了,变成了和爸爸一样的人。

“因为她……”小远迟疑着,“因为她生气了?对我失望?”

“可能。”昭阳没有否定,“但人为什么会对自己最在乎的人,做自己最痛恨的事?”

这个问题悬在空中。小远皱眉思考,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耳机线。

周婷哽咽着说:“因为……我没办法了。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你成绩下滑,抽烟,我害怕……”她转向儿子,“我怕你走歪路,怕你毁了自己。我怕得……只能用最笨的办法。”

小远看着妈妈流泪的脸,表情有了细微变化——愤怒的硬壳裂开一道缝,露出里面的困惑和……一丝不知所措。

昭阳等待了几秒,然后轻声说:“小远,你妈妈用了一个词:害怕。你听过她害怕吗?”

男孩摇头。

“因为她总是很‘强’,”昭阳说,“强到所有人都忘了,她也会怕。”

她转向周婷:“你也需要让小远知道你会怕。就像他会怕考试不及格,怕同学看不起,怕未来迷茫一样。怕,不是软弱,是关心则乱。”

周婷用力点头,泪如雨下。

小远沉默了很久。他拿起面前的果汁,喝了一大口,喉结滚动。然后他低声说:“我抽烟……是因为他们都抽。我不抽,他们觉得我怂。”

“所以你也在怕,”昭阳说,“怕不被接纳。”

男孩默认了。

“那现在呢?”昭阳问,“被妈妈打,和被视为‘怂’,哪个更难受?”

小远没有回答,但答案写在脸上——显然是前者。

“所以你看,”昭阳声音温和,“你有自己的选择标准。你知道什么对你真正重要。”她顿了顿,“而你妈妈打你之后,后悔得整夜睡不着。这个你知道吗?”

小远看向母亲。周婷哭着点头:“妈妈错了……真的错了。我向你道歉。”

那一刻,少年坚硬的姿态彻底软化。他别扭地抽了张纸巾,递给母亲:“别哭了。”

一场持续数月的冷战,在这个春天的午后,开始解冻。昭阳没有调解,没有说教,只是问了几个问题,让母子看见了彼此铠甲下的柔软。

送走周婷母子后,昭阳在茶馆多坐了一会儿。夕阳透过窗格,在木桌上投下温暖的光斑。

她意识到:有时候,人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倾听,还需要一面镜子——帮助他们照见自己未曾觉察的部分,或是被情绪掩盖的真相。

点拨不是指导,而是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就像调整镜子的角度,让光落在原本昏暗的角落。

几天后,小禾的信来了。这次不是倾诉痛苦,而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昭阳老师,我收到一家公司的实习offer,是我专业对口的,但工作地点在外地。我妈妈坚决反对,说女孩子跑那么远不安全,而且她希望我考研。我很矛盾。去,怕让妈妈担心;不去,怕错过机会。我该怎么办?”

这不再是情绪宣泄,而是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纯粹的倾听——“我听见了你的矛盾”——在此刻显得不够。小禾在问:我该如何选择?

昭阳没有直接回答。她写回信:

“小禾,谢谢你把这么重要的选择与我分享。我能感受到你的纠结:一边是对成长的渴望,一边是对母亲的体谅。

“我想和你分享我二十四岁时的一个选择。那时我在家乡小城有份稳定工作,但有个去深圳发展的机会。我母亲卧病在床,父亲早逝,我是唯一的依靠。所有人都劝我留下。

“我最终去了深圳。不是因为不孝,而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留下,余生都可能活在‘如果当初去了会怎样’的想象里。而我去了,无论成败,我都能踏实。

“临走前,我和母亲长谈。我告诉她:我不是要逃离责任,而是想成为更有能力的女儿,未来能更好地照顾她。我承诺每周打电话,每两个月回来一次。她哭了,但最终点头。

“那两年很苦,但我成长飞快。母亲后来告诉我,她虽然担心,但也为我的勇敢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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