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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2章 高校校长们的“诉苦大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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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敲在桌面上。

“这些,也是行政干预的问题?”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几个校长低下头,端起茶杯掩饰尴尬。

“我不是要批评谁。”林杰语气缓和了些,“我是想说,办学自主权,不是伸手要来的,是自己争来的。你如果连内部的管理都理不顺,连经费都花不到刀刃上,连基本的人才培养质量都保证不了,上级部门怎么敢放权?”

他看向陈远志:“陈校长,你刚才说买设备流程长。但我也知道,某某大学去年有一笔八千万的设备采购,招标文件里明确要求必须进口,国产设备连参标资格都没有。这是流程问题,还是思想问题?”

陈远志脸色变了变:“林书记,那批设备是用于芯片工艺研究的,国内确实没有替代产品……”

“是没有,还是不想用?”林杰打断他,“中微半导体的刻蚀机,已经做到14纳米了,你们材料学院的实验室试过吗?华卓精科的光学检测设备,精度不输蔡司,你们评估过吗?”

陈远志不说话了。

“还有李校长,”林杰转向北校长,“你说检查多。但去年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你们学校准备了三个月,专门建了个评估材料陈列室,把历年的试卷、作业、实验报告重新整理装订,花了六十多万。这些钱,用在改善实验条件上,够不够买一百台示波器?”

李维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我不是说检查没错,形式主义要反。”林杰站起来,走到窗前,“但反形式主义,不是嘴上说说。如果每次检查,你们第一反应不是展示真实情况,而是精心准备、全力迎检,那形式主义就永远反不掉。因为你们自己,就成了形式主义的一部分。”

他转过身,看着在座的校长们:

“今天这个会,叫诉苦大会。但诉苦之后呢?等上级给政策?等别人改环境?”

“改革从来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的声音。

许久,中大校长,一个五十多岁、面相儒雅的女学者,轻声开口:“林书记,您说得对。我们有时候抱怨,其实是在推卸责任。但有些现实困难,也确实存在,比如人才评价,现在唯论文、唯帽子的风气,不是高校自己能扭转的。青年教师评职称,没有青千、优青的帽子,没有高影响因子的论文,连门槛都进不去。我们想改,但改了,老师在别的学校就评不上,最后人才流失。”

“还有项目评审。”南大校长补充,“现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就那么几十个人,形成一个小圈子。你想拿到项目,就得按他们的思路写本子,做他们认可的研究。创新?敢创新就可能出局。”

“以及,”西大校长苦笑,“社会舆论压力。大学排名一下降,家长就质疑,考生就不报。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精力,用在刷排名上,多招留学生,多聘外籍教师,多鼓励发SCI,哪怕那些研究和国家需求脱节。”

林杰走回座位,坐下。

“这些,都是真问题。”他点头,“所以今天这个会,不是要批评谁,是要一起找答案,高校到底该怎么办?评价到底该怎么改?自主权到底该怎么用?”

他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

“我提三个想法,各位一起斟酌。”

“第一,启动高校分类评价改革。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能型大学,评价标准分开。清北不用跟蓝翔技校比就业率,蓝翔也不用跟清北比论文数。各自办好自己的事。”

“第二,试点负面清单管理。除了党建、安全、财务审计等底线要求,其他事务,专业设置、人才引进、职称评审、经费使用,高校自主决定,教育部备案即可。但权责要对等,出了问题,校长是第一责任人。”

“第三,”林杰顿了顿,“推动破五唯实质性落地。今年开始,新设国家教学成果奖、国家技术转移奖,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同等权重。高校教师评职称,教学成果、技术转化、社会服务,与论文、课题同等对待。”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响起议论声。

“林书记,”陈远志皱眉,“分类评价是好事,但具体标准怎么定?谁来定?”

“高校自己定,同行专家审,社会公开评。”林杰说,“教育部只组织框架,不参与具体评价。比如研究型大学,可以看原创成果、国际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应用型大学,看技术转化、服务产业、毕业生发展;职业技能型大学,看就业质量、技能认证、企业满意度。”

“那资源分配呢?”李维民问,“还是按现在的‘双一流’拨款吗?”

“资源跟着评价走。”林杰说,“谁在所属类型里办得好,谁就拿更多资源。但办得好的标准,不是自己说了算,是第三方评估、社会认可说了算。”

一个小时后,座谈会结束。

校长们陆续离开,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深思。

林杰最后走出会议室,许长明等在门口。

“林书记,专案组最新消息,那个王先生,可能和某个退休的部级领导有关。”许长明压低声音,“我们查了吴司长和陈明远的通讯记录,发现他们都和一个138开头的手机号有联系。这个号码的机主……是前科技部副部长王振国的司机。”

林杰脚步顿了顿。

王振国。三年前退休,退休前分管国际科技合作。

“有证据吗?”

“还在查。但这个司机名下,有一套在东三环的公寓,价值一千两百万,以他的工资不可能买得起。”许长明说,“另外,吴浩提供的录音里那个王先生的声音,我们做了声纹比对,和王振国十年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的声音,相似度达到87%。”

“87%不能作为证据。”林杰继续往前走,“继续查。查资金,查关系网,查所有和这个号码通过话的人。”

“是。”许长明看了看表,“林书记,下午两点,您约了《教育研究》杂志的主编,谈那篇关于破五唯的文章。”

“文章初稿我看了,力度不够。”林杰走进电梯,“你告诉主编,要写就写透,直接点出SCI至上对国家科研生态的破坏,点出唯帽子对青年学者的摧残。不要温吞水。”

“可这样……会不会引发太大反弹?”

“反弹迟早要来。”电梯下行,林杰看着跳动的数字,“早来比晚来好。趁现在改革势头正旺,一举把问题捅破。”

电梯门开,手机同时响了。

是周局长。

“林书记,紧急情况。”周局长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紧张,“我们监控到,名单上那十六个人中,有三人今天上午同时收到了境外加密邮件。邮件内容破译了,是撤离指令。要求他们立即结束在华工作,按预定方案离境。”

林杰握紧手机:“人在哪儿?”

“一个在清高等研究院,一个在北材料实验室,一个在上交人工智能中心。”周局长语速很快,“我们已经通知当地国安,准备实施控制。但……对方很警觉,清华那个,二十分钟前已经离开实验室,去向不明。”

“通知机场、火车站、口岸,立即布控。”林杰快步走向专车,“同时,对剩余十三人,实施秘密监控。不要打草惊蛇,我要看看,他们背后到底是谁在指挥。”

坐进车里,他深吸一口气。

高校改革这场战役,还没真正打响,暗处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车子驶出教育部大院时,林杰的手机又震了。

是儿子林念苏发来的短信,只有一句话:

“爸,我刚通过博士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说,我的论文解决了一个非洲地方病诊断的实际问题,比发十篇SCI更有价值。”

林杰看着短信,嘴角微微扬起。

他回复:“恭喜。晚上回家吃饭,给你庆祝。”

然后他抬起头,对许长明说:

“通知《教育研究》杂志,那篇文章的标题,我想好了”

“就叫《帽子与国运:中国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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