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1章 大学的“门”，该怎么进？（1/2）

询问室里，电子钟的数字跳到了凌晨两点十七分。

吴司长双手捧着一次性纸杯，热水早已凉透。

他的头发散乱，眼神游离，目光始终不敢与对面的林杰接触。

记录员在角落安静地坐着，笔尖沙沙作响。

“林书记，”吴司长终于开口，声音嘶哑得像是砂纸摩擦，“我儿子……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些钱，那些事，我从来没跟他说过。他在美国，就是读书，真的就是读书……”

林杰没接话，翻着手里的材料。那是专案组三个小时前刚整理出来的，吴司长过去七年经手审批的“国际合作项目”清单，总共一百二十七项，涉及八十六所高校。

“这个中美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林杰指着清单上的一项，“去年批的，合作方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但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中心的三个主要资助方，都和美国国防部的项目有联系。”

吴司长身体一颤。

“还有这个，中欧量子计算人才培养计划，”林杰继续翻页，“你亲自带队去签的协议。协议里有一条，所有参与计划的中国学生，毕业后必须优先考虑欧洲合作机构的职位。这条，当初报批的时候，可没写进材料里。”

“那、那是谈判中的妥协……”吴司长辩解，“对方坚持，我们为了项目能落地……”

“妥协？”林杰抬头看他，“用我们顶尖学科的未来人才，去换一个项目的名义落地？这是妥协，还是交易？”

询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的声音。

窗外夜色浓重，保密单位的院子里，只有几盏路灯亮着惨白的光。

“林书记，我……”吴司长嘴唇哆嗦，“我可以配合，把我知道的都交代。但求您，别把我儿子卷进来。他才二十五岁，他的人生才刚开始……”

林杰合上材料，身体前倾：“那被你推荐出去的那些学生呢？他们的人生，就不算人生？”

吴司长低下头，双手捂住脸。

“名单上那二十七个人，”林杰冷静地问道，“你接触过几个？”

“……十二个。”吴司长从指缝里挤出声音，“主要是通过学术会议、项目评审认识的。有些人……对现状不满，觉得国内科研环境差，待遇低，想出去。我们就……提供渠道。”

“渠道？”林杰冷笑，“是给他们铺好路，让他们踩着国家的资源出去，然后反过来帮别人卡我们的脖子吧？”

吴司长不说话了。

“高等教育这条战线，”林杰站起来，走到窗前，“表面上看，是学术自由、国际交流。可实际上呢？是人才争夺战，是标准制定权，是未来话语权。你们倒好，帮着外人，挖自家的墙脚。”

他转过身：“吴司长，你在教育系统干了三十多年。应该比我更清楚，一个国家的大学，如果培养出来的人，心都不在这个国家，那这大学办得再大、排名再高，又有什么用？”

窗外，一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驶入院子。

车上下来两个人，步履匆匆地走进小楼。

很快，许长明敲门进来，在林杰耳边低语：“吴司长的儿子吴浩，已经在浦东机场落地。专案组的人接到了，正在带回来的路上。另外……名单上的三个人，有一个在机场试图用假护照闯关，被拦下来了。”

“哪个？”

“东华大学副校长，陈明远。他订了去悉尼的机票，说是参加学术会议，但邀请函是伪造的。”许长明顿了顿，“搜查他的行李，发现了一个加密硬盘，技术部门正在破解。”

林杰点点头，看向吴司长：“你儿子马上就到。要不要见他，你自己决定。但见之前，先把该说的说完，你们这条线，往上还有谁？往下还有谁？资金怎么走？人怎么送？我要完整的图谱。”

吴司长抬起头，眼眶通红：“我说……我都说。但林书记，您得答应我……给我儿子一条活路。”

“活路是自己走的，不是别人给的。”林杰重新坐下，“说吧。从第一个项目开始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吴司长断断续续交代了七年来的操作模式：如何以国际合作为名筛选目标学者，如何通过境外基金会提供研究经费，如何安排学术访问实则为长期滞留铺路，如何在关键学科领域系统性布局……

记录员换了三支笔芯。

窗外天色渐亮，东方泛起鱼肚白。

早上六点，许长明再次进来：“林书记，陈明远的硬盘破解了。里面……不止是人员名单和资金记录。还有十七所重点高校的学科评估内部资料，三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申报草案，以及……”

他低声道：“以及一份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薄弱环节分析报告，标注了未来十年应该重点影响的领域，芯片设计、生物安全、量子信息、航空航天材料。”

林杰接过平板电脑，快速浏览着报告内容。

报告用英文写成，分析冷峻客观，但指向明确，哪些中国高校的哪些团队正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哪些学者可能成为障碍，哪些政策需要引导……

报告的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长期目标：确保中国在核心科技领域，始终落后一代到一代半。”

“好一个确保。”林杰把平板放下，“这份报告，谁写的？”

“落款是一个叫全球学术战略研究所的机构，注册地在伦敦。”许长明说，“但我们查了，这个机构近三年百分之八十的资金，来自一家美国军工企业的基金会。”

询问室里，所有人都沉默了。

吴司长瘫在椅子上，面如死灰。

“吴司长，”林杰看着他，“这份报告，你看过吗？”

“……看过概要。”吴司长声音几乎听不见，“他们让我……根据报告指出的薄弱环节，重点推动那些领域的国际合作，把有潜力的学者……送出去学习‘先进经验’。”

“学习？”林杰笑了，“是去当学生，还是去当俘虏？”

他站起来，对许长明说：“通知专案组，立即对报告涉及的十七所高校、三十八个团队，采取保护性措施。以‘科研安全检查’的名义，低调进行。不要让那些还在埋头苦干的学者们寒心。”

“是。”

“另外，”林杰看了眼窗外渐亮的天色，“通知教育部，今天上午的会议，提前到八点。议题增加一项，高校招生制度改革。”

上午八点，教育部三楼会议室。

椭圆桌旁坐了十几个人，除了教育部相关司局的负责人，还有几位从高校临时请来的代表：

一位是西部某省重点大学的招生办主任，一位是东部沿海知名高中的校长，还有两位是长期研究教育公平的学者。

林杰最后一个进来，没坐主位，在长边中间坐下，开门见山：

“今天这个会，只讨论一个问题，大学的门，该怎么进？”

他环视一圈：“在座的各位，有的是管招生的，有的是办高中的，有的是研究教育的。我想先听听实话，现在的高考招生，公平吗？”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西部那所大学的招生办主任，姓刘，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先开口：“林书记，从程序上说，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选拔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

“但什么？”林杰问。

“但程序公平，不等于结果公平。”刘主任搓着手，“我们学校在西部，每年招生，按省分配名额。看起来公平吧？可实际上呢？我们省内部，教育资源集中在省会和几个大城市，农村孩子、偏远县镇的孩子，从小学起就输在起跑线上。同样的分数，城里孩子可能上重点高中，农村孩子连高中都考不上。”

东部那位高中校长接话：“刘主任说得对。而且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名校掐尖。清华北大这些顶尖高校，通过自主招生、保送生、强基计划，早早把最优秀的学生锁定。剩下通过高考统招的名额，越来越少。普通家庭的孩子，想靠裸分上清北，越来越难。”

一位研究教育公平的女学者推了推眼镜：“这背后，其实是阶层固化的问题。自主招生看什么？看竞赛成绩，看特长才艺，看社会实践。这些东西，农村孩子、低收入家庭孩子，有机会接触吗？他们可能连竞赛辅导班都上不起。”

林杰认真听着，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还有区域均衡的问题，”另一位学者补充，“东部沿海和北上广深，高校密集，录取率高。中西部地区，考生多，高校少，录取率低。同样的分数，在北京能上211，在河南可能只能上普通一本。这种差距，这些年不仅没缩小，还在拉大。”

“那解决方案呢？”林杰放下笔，“各位有什么建议？”

刘主任犹豫了一下：“我觉得……应该加大倾斜力度。对农村孩子、贫困地区孩子，不是降低标准，而是给予更多机会，比如专项招生计划，比如加分政策，比如入学后的学业帮扶。”

“加分政策现在就有，”高中校长摇头，“但执行起来问题很多。有些地方，利用政策漏洞，搞‘高考移民’。有些家长，为了给孩子加分，想方设法弄‘少数民族身份’，弄‘体育特长生’资格。好政策，被钻空了。”

“所以关键不是给多少政策，”女学者说，“是构建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评价体系。不能只看分数，但也不能让分数之外的东西，成为新的不公平。”

她翻开面前的资料：“国外有些高校，采用综合评价，看学业成绩，也看社区服务、个人陈述、推荐信。但这套体系搬到中国，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给权力寻租、金钱交易开新口子？这些都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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