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 朝堂百官（2）（1/1）

他顿了顿，偷眼觑了一下御座方向，见皇帝并无打断之意，才继续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进言：

“故臣冒死进言：涉案官员固有罪，然其罪亦有轻重之分，情节亦有差异之别。首恶元凶，自当严惩不贷，以正国法，以谢天下。然其余涉案者，是否……可详加甄别，区分情形，酌情处置？

例如，罪证确凿但未直接酿成巨祸者，或可令其尽数退缴赃款，充实国库，并视其悔过程度，或革职，或降级，留待察看？

若有一技之长，于新政某方面确有可用者，或可允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如此，既能最大程度追回赃款，以济国用，弥补损失；又能保全部分尚可驱使、熟悉政务之员，维持各部基本运转，稳定朝局；更可向天下官员昭示，陛下之法，严而有度，恶者必惩，悔者或宥。于国于民，于新政大局，似……似更为稳妥有利。”

李长庚这番话，说得比何如宠更加圆滑周全，既表明了坚决拥护肃贪的立场，又提出了具体的“区别对待”、“分级处置”建议，完全从“实际利益”和“新政大局”的务实角度出发，听起来似乎更可行，更“老成谋国”。不少心中同样担忧“一朝尽空，无人办事”的官员，无论派系，都暗暗点头，觉得李长庚指出了问题的关键：皇帝要肃贪立威，也要考虑朝廷机器的现实运转。全杀光了，活儿谁干？新政谁推？烂摊子谁收拾？

然而，李长庚话音刚落，不等皇帝反应，文官队列前排，一个清癯而刚直的身影便越众而出。正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他面容肃穆，目光锐利，声音不大却激动异常：

“李尚书之言，看似老成持重，实则姑息养奸！陛下，老臣以为万万不可！”

刘宗周向来以刚直敢言、清廉如水着称，他一开口，顿时吸引了全场的注意。

“贪墨之罪，侵蚀国本，败坏纲常，与叛逆、杀人同属十恶不赦！其害岂止于钱财？江夏十七命，龙鳞卫七忠魂，皆因贪墨而起！此等罪行，有何‘轻重’可言？有何‘情节’可宥？！”

刘宗周情绪激愤，须发皆张，“若依李尚书之议，退赃即可减罪，甚至‘戴罪立功’，则将置国法于何地？将何以告慰惨死之百姓与将士？又将何以警示后来者？！今日退赃可活命，明日贪墨之徒必将更加肆无忌惮，只因想着事发后吐出即可！此非惩贪，实为纵贪！请陛下明察！”

刘宗周这番激烈的言论，代表了一大批清流御史和坚守律法纲常的官员的态度。他们追求的是法律的绝对权威和道德的纯粹性，认为对贪腐必须零容忍，任何妥协都是对正义的背叛。

“刘总宪此言差矣！”户部侍郎蒋德璟忍不住出列反驳。他年轻些，思维也更灵活务实，“法理不外乎人情，亦需兼顾时势。雷霆手段固然可敬，然若不审时度势，一味严苛，恐生激变。

如今新政初行，百废待兴，南洋战事未靖，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若将三十余人一概处死流放，空缺一时难以填补，政务停滞，岂非因小失大？退赃赎罪，既可挽回损失，充实国库以利新政，又可分化瓦解，稳住大多数，此乃权衡利弊之策，岂可简单以‘纵贪’论之？”

“蒋侍郎这是将朝廷法度当作生意来做了？！”刑部侍郎凌义渠冷笑一声，出列支持刘宗周，“治国岂能只算经济账？人心向背、法纪尊严，难道不是更大的‘利’？今日对贪腐手软，明日吏治将更加崩坏，失去的将是天下民心！民心既失，纵有金山银海，新政又能推行几何？江夏惨案，殷鉴不远！”

工部尚书宋应星这时也缓缓出列。他虽以格物致知闻名，但身居尚书之位，亦有其政治考量，语气沉稳：“陛下，臣掌工部，深知工程钱粮之弊，皆因吏治不清。贪墨蠹虫，如白蚁蛀堤，外表光鲜，内里早空。江夏之堤，便是明证。故肃贪之务，确为当务之急。

然，工部眼下诸多新政工程，如水利、道路、工坊营造，图纸规划、物料核算、现场督工，皆需熟手。若涉案工部官员中，确有精通实务、悔罪彻底者，臣以为……或可令其以匠人、顾问身份，戴枷办差，专事技术，剥离权柄，以尽其用，亦算一种惩处。”

宋应星此言，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技术性方案，试图在惩罚和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

“荒谬！”兵部侍郎孙传庭声如洪钟，他性情刚烈，最重军纪，“军中有言，慈不掌兵！治国亦然！贪墨之辈，如同军中蠹虫，腐蚀战力，动摇军心！南洋将士在前线浴血拼杀，后方却有人贪墨军资，此等行径，与通敌何异？！岂能因‘熟手’、‘有用’而轻饶？陛下，当以重典治乱世，用重刑肃贪腐！首恶必诛，胁从亦当严惩，方可震慑天下，整饬纲纪，亦可告慰前线将士！”

朝堂之上，顿时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几派：以刘宗周、凌义渠、孙传庭等为代表的“严惩派”，主张依律严办，绝不姑息；以李长庚、蒋德璟等为代表的“务实（或曰绥靖）派”，主张区别对待，稳定为先；宋应星等则提出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折中方案。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渐趋激烈。更多的官员则保持沉默，紧张地观察着皇帝的倾向。

就在争论看似陷入僵局之时，内阁首辅袁可立，这位资历最深、威望最高的老臣，终于缓缓出列。他一动，整个朝堂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