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芳：辽东边将的降与守（2/2）

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即位，李永芳随其征朝鲜，在江华岛之战中，他说服朝鲜守将投降，避免了屠城。皇太极赞他：“额驸不仅善战，更懂怀柔之道。”晋封他为二等昂邦章京（相当于总兵），赐“免死牌”一块。

此时的李永芳，已是后金汉军将领中的核心人物，却始终活在“降将”的阴影里。八旗旧勋常嘲讽他“忘本”，明廷则骂他“逆贼”，连他的儿子李延庚（后来被找到，接入后金）都对他冷淡，说：“我娘说，你对不起爷爷，对不起大明。”

李永芳只是沉默，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军务上。他编写《汉军操典》，规范汉军训练；建议皇太极开科取士，吸纳汉人儒生；在辽东推行“屯田制”，让百姓休养生息。有人说他是“假仁假义”，他却道：“不管为谁效力，让百姓少受战乱之苦，总是没错的。”

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李永芳率汉军炮兵重创明军，却因与八旗将领杜度在战术上争执，被杜度参劾“心怀二志”。皇太极虽未治罪，却也敲打他：“额驸当知，你今日之位，皆我大金所赐。”李永芳自此更加谨慎，行军打仗只听命令，从不建言。

四、家族荣枯：降将后裔的百年浮沉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封李永芳为三等精奇尼哈番（子爵），世袭罔替。此时的他已鬓发斑白，左臂的箭伤每逢阴雨天就隐隐作痛，却依旧随驾出征。

崇德六年（1641年），松锦大战爆发，李永芳的次子李率泰已是正蓝旗汉军梅勒章京（副都统），在塔山阻击战中斩杀明将吴三桂之侄吴应麒。李永芳在后方听闻，对钮祜禄氏说：“这孩子，比我当年勇猛。”

崇德八年（1643年），李永芳病逝于沈阳，享年五十八岁。临终前，他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指着墙上的“忠”字（努尔哈赤所赐）说：“我这一生，对不起大明，也未必全忠于大清。但你们记住，不管在哪个朝代，领兵者当以民为天，当官者当以廉为镜。”

他死后，清廷追赠他为一等伯，谥号“敏壮”，入祀汉军旗宗祠。长子李延庚袭爵，后官至正蓝旗汉军都统，却始终对父亲的降敌耿耿于怀，康熙初年因“言语怨望”被罢官，郁郁而终。

次子李率泰则成了清初名臣，顺治年间任两广总督，平定南明残余势力，推行“海禁”却也减免赋税，百姓称他“李青天”。康熙十年（1671年）病逝，康熙帝亲赐祭文，称其“功在社稷，泽被两广”。

三子刚阿泰官至镶蓝旗汉军副都统，随康熙帝征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之战中阵亡，尸骨未存，只留下一块写着“忠勇”的灵牌。

李永芳的继妻钮祜禄氏活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临终前将李永芳的“免死牌”和张氏的休书一起烧掉，说：“恩怨都了了，让他安安心心做个古人吧。”

五、史笔春秋：降将的功过与争议

李永芳的一生，始终是历史的争议点。《明史》将他列入“叛臣传”，骂他“屈膝事敌，辱没祖宗”；《清史稿》则赞他“率先归附，为汉军之冠，功不可没”。

站在明朝的立场，他是叛国降贼的懦夫。抚顺关的降，让后金不费吹灰之力打开了辽东门户，动摇了明军的军心，间接导致了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明廷文人写诗骂他：“铁岭男儿骨应硬，何来屈膝拜夷酋？”

可站在百姓的角度，他的投降保住了抚顺一城的生灵。据《抚顺县志》记载，后金破城后，“因永芳降，不杀一人，不掠一物”，而同期被攻陷的清河城，则“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当时的民谣唱：“李游击，降得好，救我妻儿免刀刀。”

站在清朝的角度，他是汉军旗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的编练炮兵、推行屯田、开科取士等建议，为后金（清）的汉化和强盛奠定了基础。皇太极曾说：“若无李永芳，汉军岂能有今日？”

而站在李永芳自己的角度，他或许只是个在乱世中挣扎的普通人。他想做忠臣，却在百姓的生死面前低下了头；他想做孝子，却间接导致了父亲的死亡；他想做良将，却永远背负着“降将”的骂名。他手臂上的“不忠不孝”四字，刻了一辈子，也痛了一辈子。

如今，抚顺关的旧址早已湮没在尘土中，只有一块“李永芳降清处”的石碑，在寒风中沉默矗立。来往的游人看着碑上的字，或唾骂，或叹息，或沉默——就像几百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一样，从未有过定论。

或许，历史本就不是非黑即白。李永芳的降，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时代的无奈。他用自己的名节，换来了一城百姓的平安；用自己的余生，为新政权的稳定出力。功过是非，早已融入辽东的大地，成为那段烽火岁月里，一道无法抹去的复杂印记。

正如他临终前对儿子们说的：“历史怎么写，由不得咱们。但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或许，就是这位明末清初第一个降将，留给后人最真实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