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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尾声6.天下大同 第一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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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尾声6.天下大同第一节

军器监的锻铁声突然哑了,工匠们手里的锤钳悬在半空,火星在铁砧上明明灭灭。首席长老枯瘦的手指像鹰爪般攥着我的手腕,紫袍下摆沾着玄鸟飞行时卷来的草屑,身后八位长老的朝靴还带着北上的尘土——他们竟是刚从玄鸟背上下来,连换身干净衣裳的功夫都省了,靴底的泥块在青砖地上蹭出浅痕。

“大统帅,三十年了啊……”首席长老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浑浊的眼睛里滚下两行老泪,砸在我手背的老茧上,洇出小小的湿痕。他身后的军政院首席长老往前挪了半步,捧着个鎏金锦盒躬身道:“这是传国玉玺,按您当年定的规矩,五年换届推举时,总得有您的印才算数。”

我望着锦盒里的和田玉玺,螭龙纽上的刻痕已被摩挲得发亮。三十年前帝昺禅让时,这方玉玺曾摆在应天府衙的案头,玉质温润却重逾千斤。“玉玺该在长老院的金匮里。”我轻轻抽回手,指腹擦过他袖口磨破的补丁——这老家伙还是老样子,穿得比州府小吏还素净,“当年定下三权分立,军政法各司其职,如今运行得好好的,何必再提旧事?”

政法院首席长老上前一步,手里的铁尺在阳光下泛着冷光。那是当年我按现代法槌样式改的,一尺三寸长,柄上刻着“法平如水”四个字,象征司法公正。“大统帅有所不知,”他的声音像铁尺敲击青石案般铿锵,“上月泉州造船厂就闹了乱子。厂长要添蒸汽锅炉,说能多造三艘船,可驻守的百户不依,说‘厂子是军产,银子得交军械库’,工匠们更急,拿着锤子堵了厂门,喊‘我们日夜赶工,凭啥好处都是你们的’?最后还是当地法院把人都锁了,才没出人命。”

我们移步军器监的议事厅,松木桌案上还摊着电饭锅的图纸,铜制内胆的弧度线旁标着李忠刚写的“第七次试铸”。首席长老指着图纸上“电阻丝需绕九圈”的字样,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沟壑:“您看,连煮饭的家伙都按您的法子改了,这天下早不是当年的模样了。”他从袖中取出一卷账册,桑皮纸的边缘已被翻得起毛,“全国像样的工坊共三百六十二处,信丰罐头厂产的鱼罐头能运到漠北,泉州造船厂造的蒸汽船能抵南洋,可这所有权……就说信丰炼铁厂,上月算工钱时,士兵们要按军饷发,工匠们要按市价算,吵到现在还没开工。”

我翻开账册,泛黄的纸页上记着各厂的来历:信丰炼铁厂是至元二十八年缴获的元军熔炉改建,虔城灯泡厂的启动资金来自至元三十年攻破临安时的库银,造车厂的地皮原是北门军营的校场,崇祯三年才改成工坊……某页空白处还画着个歪歪扭扭的拳头,旁边写着“凭啥军爷分得多”,墨迹洇透了纸背。“当年办厂是为了安民生,”我指尖划过“军器监”三个字,那里记着“至元二十九年元军火炮作坊改建”,“如今要让它们活起来,得明明白白分清楚谁来管、谁来受益。”

议事厅的窗棂漏进斜阳,在青砖地上投下棋盘般的格子。我取过炭笔,在纸上画下五个并列的方框,每个框里都注上字:“军、政、法各占两成,厂长与工人共占两成。”笔尖顿在纸页上,留下个墨点,“军队保厂护产,防匪防盗,占两成;政务院管税赋民生,协调原料运输,占两成;法院断纠纷,定规矩,占两成——这六成是根基。”

“那剩下的四成?”军政院首席长老追问,手里的算盘珠子已经在轻响,算珠碰撞声里,他突然压低声音,“大统帅,不是我们贪心,军中兄弟们不服啊。当年打元军,他们拿命换了这些厂子,如今让工人分走四成,怕是要哗变。”

“厂长和工人们拿四成。”我把“厂长”和“工人”两个框子描粗,“厂长管经营,工人出力气,干得好,年底分红能比俸禄多三倍;干得差,股东们能把他换了。”见他皱眉,我又道,“上月泉州造船厂造一艘蒸汽船能赚五百两,若按这个章程,驻守的士兵能分一百两,够他们三个月军饷;工人分两百两,顶得上半年工钱——总比现在停工强。”

首席长老突然拍了下桌子,案上的砚台都跳了跳,墨汁溅在账册上。“大统帅这法子,比当年的‘屯兵垦田’更透亮!”他转身对身后的长老们道,“可这五方得各让两成出来。”见我皱眉,他忙补充道,“不是给旁人,是给您的家族。这三十年里,从罐头厂的密封法到如今的发电机,哪样离得开您留下的图纸?刘家拿一成,天经地义!”

军政院首席长老的算盘打得噼啪响:“军产折银二十万两,政务院可注资二十万,法院以律法保障折算二十万,厂长工人合股二十万,再给刘家十万——正好一百万两总股本。军、政、法各持二十万,占两成;厂长工人合持二十万,占两成;刘家持十万,占一成。年底按账册分红,一分一毫都清楚。”他把算珠归位时,木框发出轻微的响声,“就怕……就怕军中老兄弟们不认啊。”

这话不假。三日后,当我们把章程抄在军器监的照壁上时,果然炸了锅。一个独臂老兵拄着铁拐冲上来,拐杖在地上戳得咚咚响:“老子当年在钓鱼城丢了条胳膊,才把这些厂子从元军手里抢回来,凭啥要让给工人?”身后立刻围上来十几个老兵,有的缺了耳朵,有的断了腿,都是当年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弟兄。

“张老哥,”我认得他,当年他是我的亲卫,在襄阳城下替我挡过一箭,“您看这账。”我取过算盘,噼啪打起来,“军器监去年赚了五千两,按章程,军队能分一千两,够您和弟兄们每人添两身新衣裳,再给家里捎点银子。要是还像以前那样闹僵了停工,一分钱都没有。”他愣住了,独眼里的红血丝慢慢退了些,却还是梗着脖子:“可……可这是军产啊。”

“天下都是百姓的,何况几个厂子?”李砚娘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手里捧着当年的伤兵名册,“您儿子在信丰灯泡厂当工匠,按章程,他也能分红,这不比您每月从军中领那点饷银强?”张老哥的嘴唇动了动,突然捂住脸蹲在地上,铁拐“当啷”掉在地上:“俺那娃……俺那娃是说过厂里要分红,俺还骂他痴心妄想……”

工人那边也起了波澜。一个年轻工匠举着锤子喊:“厂长天天啥也不干,凭啥跟我们分一样的?”旁边立刻有人附和,说要把厂长的股份匀给大家。我让李忠把去年的账册搬来,摊在地上:“去年厂长跑遍江南订了三百个灯泡的单子,才让大家有活干,他拿的是经营的钱,你们拿的是手艺的钱,都该得。”那工匠盯着账册上“厂长跑坏三双鞋”的记录,脸慢慢红了,把锤子收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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