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3章 潮水方向(1/2)
三角洲的形成,从来不靠单次洪水的塑造。它是无数寻常潮汐、无数次携泥带沙的涨落,日积月累的结果。
八月的前半个月,研究院进入了某种奇特的“常态”。连接者沙龙每两周一次,雷打不动。参加的人从最初的十几个,慢慢稳定在二十人左右。新面孔不断出现——有工艺组的年轻工程师,有财务处的数据管理员,甚至有一位食堂的大师傅——他儿子在计算机系读书,暑假来研究院实习,回去跟父亲讲“林老师那个开放日特别有意思”,父亲听得似懂非懂,但执意要来“看看”。
林远哭笑不得,但还是给他搬了把椅子。
那天的议题是“如何让数据接口文档更容易被非技术人员看懂”。食堂大师傅全程沉默,最后散会时问了一句:“你们说的那个‘接口’,是不是就像食堂的窗口?窗口开得好,打饭的人就顺;开得不好,全堵在那儿?”
全场愣了三秒,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
林远后来把这句话写进了手册的扉页,作为开篇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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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日,一封来自欧洲的邮件,打破了这种平静。
发件人是荷兰学者。收件人是吴思远,抄送了整个“工程案例交换库”的核心成员。邮件标题很短:“我们需要谈谈。”
邮件正文只有三段:
“亲爱的吴:
上周,我收到所在大学研究管理部门的通知,要求我‘审慎评估与未加入ASTRAL联盟的境外研究机构的交流活动,尤其是涉及制造过程数据的案例分享’。通知没有点名,但所有人都知道指的是谁。
更糟的是,案例库的服务器托管在欧洲一家学术网络服务商。昨天他们通知我们,根据新的‘合规审查指引’,案例库需要提供所有上传案例的‘数据来源合规性证明’,否则可能面临关闭。
我和意大利同事正在想办法,但情况不乐观。想听听你们的建议。
另,无论发生什么,过去一年的交流,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涯意义重大。谢谢。”
吴思远读完邮件,沉默了很久。他没有立刻回复,而是把邮件转发给了秦念、林远、软件组组长、周明,以及“连接者沙龙”的核心成员。转发语只有四个字:
“潮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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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小时后,那间闲置茶水间改成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
秦念没来。但所有人都知道,她在等结果。
吴思远把邮件的内容和背景简要说明了一遍。欧洲的网络服务商受ASTRAL联盟间接施压,要求案例库提供“合规性证明”。所谓“合规”,就是要证明每一个上传的案例,其原始数据来源都不涉及“受管制技术”、不来自“敏感机构”、不涉及“可能的两用物项”。
“问题在于,”吴思远说,“我们上传的案例,本来就是匿名的、脱敏的。数据来源那一栏,写的是‘某航空部件制造企业’、‘某特种材料研究所’。真要追溯,根本拿不出‘合规性证明’——因为我们当初设计这个匿名规则,就是为了保护数据来源,让大家敢分享真问题。”
“那如果拿不出来呢?”软件组组长问。
“案例库关闭。”吴思远说,“所有案例可能被删除。这一年积累的近百个‘解释不了的现象’,全部归零。”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是林远的声音:“那荷兰学者那边呢?他个人会受影响吗?”
“他本人目前只是‘被提醒’。但如果继续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可能会影响他未来的项目申请、国际合作,甚至晋升。”
又是一阵沉默。
王磊突然开口:“我怎么觉得……这事不只是冲着案例库来的?”
所有人都看向他。
“你们想,”王磊说,“一个学术案例库,服务器在欧洲,分享的是匿名脱敏数据,能有多大威胁?值得ASTRAL联盟专门去给服务商施压?”
他顿了顿:“除非……他们盯上的不是案例库,是案例库里那些‘解释不了的现象’背后的东西。”
“什么东西?”有人问。
“我们。”王磊说,“那些现象,是我们在‘玄甲-3’攻关中遇到的。那些‘解释不了的’,是我们在试图突破封锁时碰到的。那些‘失败了的尝试’,是我们自己走过的弯路。这些东西,论文里不会写,报告里不会提。但它们是真实的技术积累,是我们花了时间、交了学费才换来的认知。”
他越说越快:“ASTRAL要的不是关掉一个案例库。他们是要切断我们和欧洲学术界最后这条‘非正式交流’的通道。他们要让我们变成信息孤岛——自己碰壁,自己摸索,自己交学费。而且,交完的学费,没法跟别人分享。”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吴思远缓缓点头:“你说得对。这从来不是学术问题。是规则战。而且,他们找到下手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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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持续了很久。
最后开口的,是那个几乎从不说话的深圳前客户、现华创骨干。他叫李睿,三十出头,戴一副黑框眼镜,平时开会只带耳朵。
“我能说两句吗?”他问。
吴思远点头。
“我在深圳做芯片设计做了八年,经历过三次公司倒闭。”李睿说,“每次倒闭,最值钱的东西不是设备,不是专利,是一屋子工程师脑子里那些‘失败经验’——知道什么路走不通,比知道什么路走得通,有时候更值钱。但公司一倒,人就散了,那些经验也跟着散了。没人记下来,没人能复用,下一家公司从头再碰一遍。”
他看着屋里的人:“我为什么愿意来华创?不是因为周总给的钱多。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真的在把‘失败经验’当成资产在攒。你们那个案例库,虽然我注册不了(境外网络),但我听说过。我当时就想,如果深圳那些倒闭的公司,早十年有这样的东西,中国芯片设计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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