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3章 应变（2/2）

“学术交流的‘门’开了一条缝，但‘安检’异常严格。”吴思远无奈道，“看来，纯粹民间的、前沿的技术合作，也越来越难以摆脱地缘政治的影响。我们可能需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推进官方渠道，显示我们的开放和合规；另一方面，探索能否通过其他非正式学术网络（比如利用国际学术会议、第三方研究机构中转等）建立实质性的联系。”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应变”，来自大洋彼岸的法律战场。九月底，“华创”的美国代理律师郑律师传来紧急消息：新思科技在证据开示程序中，突然提出了一项新的动议，要求“华创”提供其工具中“所有与图形用户界面渲染和交互逻辑相关的源代码片段”，理由是其怀疑“华创”工具可能“借鉴”了其更早期的、现已公开的某版本界面库的设计模式。这是一个极其宽泛且侵入性的要求，一旦获准，将严重泄露“华创”的核心架构。

“这是典型的诉讼策略，用无休止的、高成本的要求来拖垮我们。”周明在越洋电话里声音沙哑，“我们的律师正在全力抗辩，但法官的态度难以预测。而且，对方的动作表明，他们不满足于外围的版权和商业外观指控，试图将战火烧到我们最核心的代码层。”

坏消息接踵而至。几乎就在同一天，赵同志从特殊渠道获得一个模糊但高度可靠的情报提示：美方可能正在酝酿一项新的、针对中国超算和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出口的管制措施草案，其中可能首次将用于开发相关芯片的“特定先进EDA软件功能”列入管制清单。虽然草案尚未公开，但风声已经传出，意在试探反应和施加压力。

ASTRAL联盟的规则壁垒尚未筑成，更直接的行政和法律打压已然加码。秦念感到，外部环境的“应变”正在从“筑墙”转向“精准打击”和“成本提升”，试图在中国自主技术链条尚未牢固的环节，施加最大压力。

她连夜召集了核心层扩大会议。灯光下，每个人的脸色都凝重异常。

“同志们，情况已经很清楚了。”秦念的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对手的遏制策略正在升级和细化。从抢规则制定权，到利用法律程序无限施压，再到酝酿新的行政禁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极大提高我们自主创新的时间和金钱成本，打击投资者和合作伙伴的信心，在我们体系最脆弱的时候，迫使我们放缓甚至放弃。”

“我们怎么办？”张海洋问，“硬顶吗？资金、法律、人才，我们哪一样都耗不过他们。”

“不能硬顶，也不能退。”秦念目光扫过众人，“要‘应变’。他们要打法律消耗战，我们就要把法律战打成‘持久战中的宣传战’和‘成本战中的盟友争取战’。郑律师那边，指示他们，不仅要抗辩，更要主动向法庭和媒体（通过合规渠道）揭露对方滥用程序、意图扼杀竞争的行为。同时，通过行业协会，联络其他可能受到类似胁迫的中小企业或国际伙伴，探讨联合应对的可能，哪怕只是声援。”

“他们要酝酿新的技术出口管制？”秦念看向吴思远和王磊，“这说明我们EDA工具和芯片设计能力的进步，真正触痛了他们。这既是压力，也是反向证明。我们要加快‘内循环’示范项目的成果提炼和适度宣传。特别是‘华创’在韩国的试用，要做出成效，形成可复制的合作案例。要用事实向国内外展示：封锁只会让我们更坚定，而且我们正在找到突破封锁、与国际市场其他参与者建立新连接的方式。”

“至于菲迪亚的合作窗口和亚琛工大的学术僵局，”秦念继续道，“正好是一对案例。一个说明在利益驱动下，‘网’是有缝隙的；另一个说明在政治压力下，‘门’是有关卡的。我们要像钉子一样，楔入每一个缝隙，同时为通过关卡准备更充分的‘合规’材料和‘非敏感’的合作切入点。研究院政策法律小组要全力支持这两条线的工作。”

最后，她转向所有人：“应变的关键，在于我们自身是否足够‘柔韧’和‘机敏’。不能因为外部压力而乱了内部阵脚，更不能因为暂时的困境而动摇方向。张海洋、王磊，你们在沈飞的数据再乱再难，也要坚持下去，那是我们构建自主制造知识体系的基石。周明，你的法律战再艰苦，也要打好，那是我们在商业规则层面的正面交锋。吴老师，学术交流的路再窄，也要继续探，那是我们保持技术视野和人才通道的命脉。”

“记住，”秦念站起身，语气斩钉截铁，“压力越大，说明我们越接近成功。他们越是‘应变’打压，我们越要‘应变’生长。在寒风中，松柏会弯曲，但根扎得更深；在巨石下，竹笋会绕行，但终将破土。我们现在的每一次‘应变’，都是在为未来的勃发积蓄力量。”

会议在深夜结束。众人离开时，脚步沉重，但眼神中的迷茫已被一种更为沉着的坚毅所取代。他们知道，真正的考验不是技术的难，而是在重压之下，能否保持协同的韧性、策略的弹性和信念的定力。

秋月当空，清辉洒在研究院寂静的院落里。秦念办公室的灯依然亮着。她摊开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了新的词句：“外压骤紧，内修愈急。缝隙存则锲入，关隘在则迂回。以数据铸甲，以规则为刃，于应变中笃行。”

窗外，秋虫唧唧。更深的夜，或许还有更猛的风雨。但她知道，这个院子里的人们，已经开始学会在风雨中辨认方向，调整姿态，并且更加用力地将根须，扎向脚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