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 帝王心术上（2/2）

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出发点和辛劳，给足了面子；

对于《三经新义》的处理，则轻描淡写地限定在“太学讨论”的范围内，定性为“广见闻”，而绝口不提“颁行天下”、“定为标准”等实质性步骤。

最后一句“仍当以实务为要”，更是将话题巧妙而坚定地拉回了赵顼最关心的河北现实政务。

放下朱笔，赵顼靠回椅背，心中并无轻松之感，反而升起一股复杂的明悟。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触摸到了王安石性格中那致命的缺陷。

“韩稚圭（韩琦）当年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朕今日方知，此言非虚……”

赵顼喃喃自语。韩琦当年反对王安石拜相，并非完全针对新法，更是洞察了其性格不适配宰相所需的包容与平衡之才。

“他王安石，口口声声反对司马光等人思想僵化，可他自己所做的，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僵化？”

赵顼的目光变得锐利：

“司马光着《资治通鉴》，是陈述史实，启发后人，纵然观点鲜明，却也留人讨论余地。

他门下弟子，亦非只知盲从。

而王安石你……你竟是想要天下人只读你注的经，只信你解的道！”

这念头让赵顼感到一阵寒意。

统一思想，定于一尊？

这想法本身，就充满了法家的严酷与不切实际的天真。

它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效率，但长久来看，扼杀的是整个民族的生机与创造力。

天下士子若都成了只知背诵“王注”的应声虫，这大宋，与一潭死水何异？

“朕要用的是你的‘法’，你的‘术’，来富国强兵，解决积弊。

但绝不是要用你的‘道’，来取代百家，禁锢天下！”

赵顼心中无比清晰：

“思想的战场，必须保持开放与竞争。

司马光可以讲他的‘礼’，苏轼可以吟他的‘词’，你王安石自然也可以倡你的‘新学’。

但最终的裁判权，必须、也只能掌握在朕的手中！”

他想起即将出使辽国的司马光。

纵然政见不合，赵顼依然委以文化交涉的重任，因为司马光的学识、辩才与气节，足以代表大宋的文化底蕴。

这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智慧——容人之量，用人之长。

而反观王安石此举，赵顼深切地体会到了一种“非黑即白”的执拗。

在这种思维里，不支持新法，便是顽固守旧；

不遵从“王学”，便是离经叛道。

这种缺乏弹性的绝对化倾向，或许能造就一个不屈不挠的改革斗士，但绝难成为一个调和鼎鼐、团结各方力量的合格宰辅。

“王介甫啊王介甫，你的问题，不在于你的才学与理想，而在于你这份……容不下半点杂色的‘纯粹’啊。”

赵顼叹了口气，这声叹息里，有失望，有警醒，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

他明白了，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其根源，或许早在这一刻就已种下——主持改革的核心人物，自身就缺乏一种海纳百川的政治包容性。

这一次关于《三经新义》的奏请，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王安石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