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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是玄宗一朝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李亨即位，他绝不可能继续保有目前的权力和富贵。所以，一听说玄宗要传位，杨国忠顿时大为恐惧。当天退朝后，杨国忠就迫不及待地找到韩、虢、秦三夫人，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三夫人深有同感，随即入宫去找杨贵妃。杨贵妃也意识到此事关系到她本人和整个家族的命运，马上哭哭啼啼地向玄宗提出了抗议，千方百计要求他收回成命。

美人一落泪，老皇帝自然就心软了。

于是，太子监国之议就此搁置，所谓的亲征计划亦随即不了了之。

接下来的日子，安禄山与李唐朝廷陷入了短暂的对峙状态。

关键倒不是安禄山不想乘胜西进、攻取长安，而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他想干什么

他想当皇帝。

自从占领东京洛阳之后，安禄山就开始授意手下人张罗登基称帝的事了。在安禄山看来，虽然高仙芝和封常清扼守着关中门户潼关，但这并不等于能够阻止他进军长安的脚步。换言之，此时的安禄山已经把西京长安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早一天晚一天拿下长安，在他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趁着一连串军事胜利之际，及时建立自己的王朝霸业，树立自己的政治旗号，正式与李唐朝廷分庭抗礼，从而名正言顺地号令四方，逐鹿天下

安禄山在东京忙着称帝，这无疑为节节失利的玄宗朝廷提供了喘息的时间。如果玄宗能够利用这个宝贵的机会重新调整战略部署，并把临机专断之权大胆下放给前线的几个主要将帅，朝廷只在宏观上把握战略决策，对前线军队尽量做到不遥控、不干预、不掣肘，那么形势也许就会完全改观，而这场战争的结局也会全然不同。

但令人遗憾的是，玄宗并没有这么做。

他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在最紧要的关头临阵斩将、自毁长城，致使战况进一步恶化，最终导致了潼关的失守和长安的沦陷。

玄宗之所以会犯下如此不可饶恕的错误，首先是因为多年不理朝政的他早已丧失了清明的政治理性，其次是因为听信了一个人的谗言。

这个人就是宦官边令诚。

名将之死：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说起来，边令诚也算是高仙芝的老搭档了。当年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边令诚就是他的监军，在高仙芝受到夫蒙灵詧打压的时候，边令诚还替他说了些公道话，使得高仙芝不但摆脱了困境，而且一跃而为安西四镇节度使。从这个意义上讲，边令诚也可以算是高仙芝命中的贵人了。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当初边令诚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客观上帮了高仙芝一个忙；如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样可以把高仙芝置于死地。

此次高仙芝东征，玄宗仍旧派边令诚去当监军。说起“监军”这个职务，实在是一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所谓监军，说好听点叫做中央特派员、天子特使，说难听点就是公开的特务，他们的使命就是专门给前线将帅找茬的，你要是不把他伺候舒服了，他动不动就会抓你的小辫子、打你的小报告。如果军队作战胜利，功劳自然有他们一份；要是败了，他们就会千方百计推卸责任，把屎盆子全部扣到将帅头上。

“监军”的设置始自汉朝，但历来一直由朝臣担任；而让宦官出任监军，其始作俑者正是唐玄宗李隆基。自从他开此先例之后，宦官监军就成了中晚唐历史上的一大弊政。在此后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李唐朝廷将一次又一次因为这项弊政而蒙受巨大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不断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然，宦官也不见得都是卑鄙阴险的小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出身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以及残缺的生理结构对人格心理产生的影响，再加上他们在政治上与皇权的微妙关系，使得宦官这个特殊群体在为人处世方面，通常会比一般的文臣和士大夫更缺乏原则，更注重私利，更容易干出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边令诚当然也不例外。

这个家伙不但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生性怯懦贪鄙。当年随同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这家伙跟到连云堡就不敢再往前半步了，极为贪生怕死。后来高仙芝悍然发兵洗劫石国，狠狠发了一笔不义之财，边令诚估计也没少敲他的竹杠。史称“边令诚每事干之，仙芝多不从”。旧唐书封常清传

按照史书的说法，由于多次索贿不得，边令诚便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复。

其实，这种说法恐怕不是实情。据旧唐书高仙芝传称，高仙芝此人虽有贪财的毛病，但并不吝啬，相反还颇为慷慨：“高仙芝家财巨万，颇能散施，人有所求，言无不应。”既然边令诚曾在客观上帮过高仙芝的忙，而且是深得玄宗宠信的宦官，拥有打小报告的特权，高仙芝当然没有理由得罪他。

所以，边令诚向玄宗进谗言的真正动机，应该是逃避责任，而不是索贿不得。

逃避什么责任

逃避不战而退之责。

东京陷落后，高仙芝采纳封常清避敌锋芒的建议，在未及请示玄宗的情况下，主动弃守陕郡、退保潼关，这种事情说好听点叫做战略撤退，说难听了就是逃跑。

身为监军，边令诚很清楚，一旦天子怪罪下来，不光高仙芝和封常清难辞其咎，他边令诚必然也会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边令诚唯一能够自保的方法，就是在玄宗问罪之前抢先入朝，把屎盆子扣在高仙芝和封常清头上

因此，当高仙芝一退入潼关，边令诚便迫不及待地赶回长安，向玄宗打了小报告，极力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声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而当时的陕郡也确实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才会主动放弃陕郡，退保潼关。若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做法并没有错，可要是从政治上来讲，他们无疑已经犯下了三宗死罪。

第一宗：不战而逃，丢城弃地；第二宗：擅自行动，目无朝廷；第三宗：违背玄宗旨意，破坏东征计划。总而言之，在玄宗看来，高、封二人的做法对当时已经极为低落的民心和士气进一步造成了恶劣影响，实属罪无可赦

光凭这三条，高仙芝和封常清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再加上边令诚的一番密奏，玄宗更是暴跳如雷，郁积在他心中多日的所有恶劣情绪一下子找到了发泄的出口。此前由于东京失陷之责，玄宗已经削除了封常清的所有官爵，让他以“白衣”之身在高仙芝军中效命，现在潼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