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2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2/2）
礼部侍郎李百药说：“突厥虽说算一个国家，但内部派系多，各有首领。现在应该趁着他们分散，让各部首领自己管自己，互不统属；就算想保阿史那氏，也只能让他管自己本族。部落分得多了就弱，容易控制，他们实力相当就不会互相吞并，各自保全，肯定没法跟唐朝抗衡。还得在定襄设个都护府，管着他们，这才是长久的安边办法。”
夏州都督窦静说：“戎狄的性子跟禽兽一样，没法用法律威慑，也没法用仁义教化，何况他们恋家的心思很难改。把他们放中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万一闹事就麻烦了。不如趁他们战败，给他们意想不到的恩惠，封他们王侯，嫁宗室女儿过去，把他们的土地和部落拆分开，让他们势力弱、权力分散，容易控制，这样他们就能一直当唐朝的藩臣，保边塞安全。”
温彦博认为：“把他们迁到兖州、豫州，不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没法好好安置。不如学汉朝建武年间的做法，把投降的匈奴放在边塞，保全他们的部落，顺着他们的风俗，填补边塞的空地，让他们当唐朝的屏障，这才是好办法。”
魏征认为：“突厥世世代代都是强盗，是百姓的仇人！现在幸好把他们打垮了，陛下不忍心全杀了，也该放他们回故土，不能留在中原。戎狄都是人面兽心，弱的时候就投降，强的时候就叛乱，这是他们的本性。现在投降的差不多十万人，几年后人口翻倍，肯定会成为心腹大患，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晋朝初年，胡人跟中原人杂居，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把胡人赶到塞外，防止叛乱，武帝不听。二十多年后，伊水、洛水一带全成了胡人的地盘，这就是前车之鉴！”
彦博表示：“王者对待天下万物，那就跟天地包容万物似的，一个都不落下。你看现在突厥混不下去了，跑来投靠咱们，哪能把人家拒之门外呢！老话说‘有教无类’，咱要是拉他们一把，帮他们解决生计问题，再教教他们文明礼貌啥的，没几年，他们可不就跟咱自家人一样嘛。从他们里头选几个带头大哥，让他们来京城当保镖，这样他们对咱又怕又感激，以后还能有啥麻烦呢！”
最后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安置突厥投降的部众：东边从幽州开始，西边到灵州结束。把突利原来管的地盘，分成顺、佑、化、长四个州都督府；又把颉利的地盘分成六个州，左边设定襄都督府，右边设云中都督府，专门管理这些突厥部落。
“内核解读”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平定东突厥的系列事件，绝非一场单纯的边疆战事，而是唐太宗君臣以军事谋略破局、以政治智慧安边、以文明包容立威的综合实践，直接塑造了“贞观之治”的核心气质，也为盛唐“天可汗”体系埋下伏笔。
军事：谋略与协同铸就的经典胜利
此战的军事亮点，在于唐军将“心理战”“闪电战”与“协同战”完美结合。李靖率三千骁骑夜袭定襄，核心不是兵力优势，而是精准拿捏了颉利可汗的认知误区——突厥自恃强盛，认定唐军必“倾国而来”，绝不敢孤军深入。这种“反常规”突袭直接瓦解了突厥军心，使其“一日数惊”，被迫迁徙牙帐，为后续作战创造了主动权。
阴山之战更显谋略深度：面对颉利“伪降待机（俟草青马肥奔漠北）”的盘算，李靖以“韩信破齐”为据，顶住“诏书许降、使者在彼”的伦理争议，坚持“兵贵神速”。他的判断极具现实性——若颉利逃入漠北依托九姓部落，唐军再难追击；而“诏使在彼”恰恰能让突厥放松警惕。最终苏定方率二百骑乘雾突击、李靖主力跟进、李世积在碛口拦截，形成“突袭-追击-堵截”的闭环，不仅俘敌十万、擒获颉利，更彻底摧毁了东突厥的有生力量。这种“不循常规但贴合实战”的决策，以及唐军将领间的高效协同，印证了贞观朝军事体系的成熟。
值得注意的是，唐军并非只靠武力：李靖“遣谍离其心腹”策反康苏密，利用突厥内部矛盾；对苏尼失部落的施压与拉拢，最终促成其擒送颉利，体现了“军事打击+政治分化”的双重策略，减少了作战阻力。
政治：恩威并施的格局与分寸
唐太宗在战后的一系列决策，尽显帝王术的“分寸感”。面对“中国人潜通萧后”的举报，他以“天下未定之时，愚民无知”为由拒绝追责，一句“既往之罪，何须问也”，既避免了牵连过广引发恐慌，也展现了“天下安定后不计前嫌”的包容，比单纯的“严刑峻法”更能凝聚人心。
擒获颉利后的处置更具深意：在顺天楼“盛陈文物”数落其五大罪状（失德、背盟、好战、掠民、迁延不降），是为了彰显唐朝出兵的正义性；但最终不杀颉利，反而“馆于太仆，厚廪食之”，则是为了传递“降者有生路”的信号——既惩戒了其过错，又保留了对其他部族的威慑与安抚，避免激化游牧民族的对抗情绪。
而唐高祖李渊“吾托付得人”的感叹，以及凌烟阁君臣同庆、“上皇弹琵琶，上起舞”的场景，更超越了单纯的战功庆祝：它不仅确认了唐太宗的统治合法性，更象征着唐朝从“开国动荡”走向“盛世稳定”的转折，君臣、父子间的和谐氛围，正是贞观朝政治清明的缩影。
民族治理：跳出“征服-同化”的创新路径
东突厥灭亡后，十万降众的处置争议，是唐朝民族政策的“试金石”。朝堂上的四种主张（迁徙内地同化、河北分立酋长、驱逐塞外防患、塞下保全部落），本质是“如何处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关系”的分歧。
魏征的保守观点（“戎狄人面兽心，恐为腹心之疾”）虽基于晋朝“五胡乱华”的历史教训，却忽视了贞观朝的实力基础——唐朝并非晋朝的虚弱状态，且强行驱逐或同化，只会引发降众的抵触；而温彦博“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置塞下为扞蔽”的主张，精准抓住了游牧民族“不习农耕、重部落认同”的特点：不强行改变其生活方式，而是通过设置定襄、云中都督府，将部落纳入唐朝行政体系，既让突厥酋长保持对本族的治理权，又通过唐朝的节度控制其势力，实现“以胡制胡”的稳定。
这种“羁縻治理”的创新，直接促成了“四夷君长请上为天可汗”——“天可汗”不是靠武力胁迫的“霸主”，而是靠“包容自治”赢得的认同：唐朝不将突厥视为“战利品”，而是作为“藩臣”纳入体系，甚至封阿史那思摩、突利可汗为唐朝将军、郡王，拉拢上层贵族，分化部族势力。这种“尊重差异、互利共生”的治理逻辑，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更具长远价值，也让漠南之地“遂空”成为稳定的边疆屏障，而非动荡的火药桶。
君臣情谊：贞观之治的“软实力”
杜如晦的病逝与唐太宗的哀悼，看似与突厥之役无关，却恰恰是贞观朝成功的重要注脚。唐太宗“遣太子问疾”“自临视之”，得佳物辄赐其家，语及如晦“必流涕”，感叹“今独见公（房玄龄），不见如晦矣”，这种超越权力的君臣相知，并非刻意作秀——“房谋杜断”是贞观朝决策体系的核心，杜如晦的去世不仅是个人的损失，更是治国团队的缺憾。
这种“君臣共治、情感交融”的氛围，让贞观朝的决策更具温度：李靖敢提“唐俭辈何足惜”的冒险建议，是因为他信任唐太宗能判断战略轻重；温彦博敢与魏征激烈争辩，是因为朝堂有“言者无罪”的环境。正是这种“君臣同心”，让军事谋略、政治决策、民族政策得以顺畅落地。
结语：盛唐气象的“奠基之战”
贞观四年的突厥之役，本质是一场“文明的对话”：唐朝没有用农耕文明的标尺强行改造游牧文明，而是以军事优势为基础，用包容的制度、灵活的治理、克制的权力，赢得了边疆的稳定与四夷的认同。这场胜利不仅洗刷了汉朝以来中原王朝对突厥的战略被动，更奠定了“贞观之治”的边疆格局——它证明，真正的强盛不是“征服一切”，而是“容纳差异、化敌为藩”；真正的帝王权威，不仅来自武功，更来自对人心的洞察与对文明的尊重。从“天可汗”称号的确立，到此后百余年边疆的相对稳定，贞观四年的选择，早已超越了一场战役的意义，成为盛唐文明的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