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9章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1/2）

一开始呢，皇上知道突厥内部乱套了，已经罩不住梁师都，就写信劝他识相点，结果梁师都不听。皇上就派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和司马刘兰成去收拾他。刘旻他们隔三岔五就派轻骑兵去踩梁师都那边的庄稼，还各种用反间计，离间人家君臣关系，这梁师都的地盘就越来越虚，投降过来的人一个接一个。他手下名将李正宝等人打算抓住梁师都，结果事情败露，就跑来投奔这边了，从此梁师都那边上下更加互相猜疑。刘旻他们觉得这时候可以动手了，就上表请求派兵。皇上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去攻打，又让刘旻等人占据朔方东城来施压。梁师都带着突厥兵到城下，刘兰成却偃旗息鼓不出来。梁师都夜里想偷偷溜走，刘兰成追上去，把他打败了。突厥派大军来救梁师都，柴绍等人离朔方还有几十里的时候，和突厥碰上了，一顿猛揍，把突厥打得大败，接着就包围了朔方。突厥不敢救了，城里粮食也吃光了。壬寅日，梁师都堂弟梁洛仁杀了梁师都，献城投降，这块地方就成了夏州。

太常少卿祖孝孙觉得梁、陈的音乐带很多吴、楚风格，周、齐的音乐又多是胡、夷风格，于是综合南北特色，参照古代音律，搞出了《唐雅乐》，总共有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皇上下令协律郎张文收和祖孝孙一起修订。六月乙酉日，祖孝孙等人献上了新乐。皇上说：“礼乐这东西，就是圣人根据人的情感来搞教育的，国家兴衰，难道跟这有关系吗？”御史大夫杜淹说：“齐快亡国的时候，搞出《伴侣曲》，陈快完蛋的时候，弄了《玉树后庭花》，那声音听起来老哀愁了，路人听了都想哭，怎么能说国家兴衰和音乐没关系呢！”皇上说：“不是这样的。音乐能影响人，开心的人听了高兴，忧愁的人听了悲伤，这悲喜在人心，又不是音乐决定的。国家要亡了，老百姓肯定愁苦，所以听音乐才会悲伤。现在这两首曲子都还在，我给你演奏一下，你会悲伤吗？”右丞魏征说：“古人就讲‘礼呀礼呀，难道只是指玉帛这些东西吗！乐呀乐呀，难道只是说钟鼓这些玩意儿吗！’音乐关键在于人和，而不是声音本身。”

司马光说：“我听说垂这个人能用眼睛确定方圆，用心感知曲直，但他没办法直接教会别人，能教给人的，也就是规矩罢了。圣人不用努力就能做得恰到好处，不用思考就能领悟真谛，但没办法直接传给别人，能传给别人的，一定是礼乐。礼，是圣人的行为准则；乐，是圣人的精神愉悦。圣人践行中正之道，享受和平之乐，又想和天下人共享，流传百世，所以才创作礼乐。就像工匠拿着垂的规矩去制作器具，这也是垂的功劳；君王拿着五帝、三王的礼乐在世上推行，这也是五帝、三王的治世之功。五帝、三王已经离世很久了，后人看到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的行为准则，听到他们的乐，就知道他们的精神愉悦，清清楚楚好像他们还活在世上一样。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劳吗？礼乐有根本，有形式：中和，是根本；声音容貌，是形式；二者缺一不可。先王坚守礼乐的根本，一刻也不离开内心，践行礼乐的形式，一刻也不远离自身。从家庭开始兴起，在朝廷彰显，传播到乡里邻里，遍及诸侯，流行于四海，从祭祀、军事到饮食起居，没有不在礼乐之中的；像这样持续几十年上百年，然后教化才能周全，凤凰才会飞来。要是没有根本只有形式，今天实行明天就丢一边，想靠这个移风易俗，那可太难了。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官，歌颂天降祥瑞，不是不美好，可还是免不了下哀痛的诏书。王莽设立羲和官，研究音律，不是不精细，却救不了渐台的灾祸。晋武帝制定笛尺，调试金石乐器，不是不详尽，却消除不了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试八音，不是不明白，还是避免不了台城受辱。那么韶、夏、濩、武这些古乐，都还存在世上，如果其他方面配不上，连一个人都感化不了，何况天下人呢！这就好比拿着垂的规矩，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干坐着等器具做成，根本不可能。更何况齐、陈那些昏庸淫乱的君主，亡国之音，在朝廷短暂演奏，怎么能改变整个时代的哀乐呢！而太宗居然说国家兴衰和音乐没关系，怎么能这么轻易发言，还坚决否定圣人的观点呢！

礼可不只是表面的仪式，但没有仪式，礼也没办法实行。乐也不只是声音，但没有声音，乐也没办法展现。就好比山，拿一土一石说这就是山，那不行，但要是土石都没了，山又在哪儿呢！所以说：‘没有根本就立不起来，没有形式就行不通。’怎么能因为齐、陈的音乐在当今不灵验，就说音乐对国家治乱没帮助呢，这跟看到一块小石头就轻视泰山有啥区别！要是真像这么说，那五帝、三皇创作音乐不都成瞎搞了嘛。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最好还是存疑。真可惜啊！

戊子日，皇上对身边大臣说：“我看《隋炀帝集》，里面文章言辞深奥广博，他也知道称赞尧、舜，批评桀、纣，可做事咋就完全相反呢！”魏征回答说：“君主就算英明睿智，也应该虚心接受别人意见，这样聪明人就能献出谋略，勇敢的人能使出全力。隋炀帝仗着自己有才，骄傲自负，所以嘴上说着尧、舜的话，实际干着桀、纣的事，自己还不知道，最后就亡国了。”皇上说：“过去的事刚过去不久，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啊！”

京城附近闹蝗虫。辛卯日，皇上到御苑里，看到蝗虫，抓了几只，祷告说：“老百姓把粮食当成命根子，你们却吃粮食，宁可吃我的肺肠。”说着就举手要把蝗虫吞下去，身边人劝说道：“这脏东西吃了可能生病。”皇上说：“我为百姓承受灾害，还怕什么生病！”就把蝗虫吞下去了。这一年，蝗虫没造成灾害。

皇上说：“我每次上朝，想说一句话，都得反复琢磨。就怕给老百姓带来害处，所以都不敢多说话。”给事中兼管起居事务的杜正伦说：“我的职责是记录您的话，陛下要是说错了，我肯定得记下来，这不光对现在有影响，恐怕还会被后人嘲笑。”皇上听了很高兴，赐给他二百段帛。

皇上说：“梁武帝君臣就知道空谈苦、空这些佛家理念，侯景之乱的时候，官员们连马都不会骑。元帝被北周军队包围，还在讲《老子》，官员们穿着军装听讲。这太值得警惕了。我喜欢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的思想，觉得就像鸟有翅膀，鱼有水一样，没了就活不了，一刻都不能少。”

辰州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老相识，特别受宠信任用，却参与了弑君谋反。虽然时间推移，情况变化，多次有赦免令，他没被灭族，但也不能再让他管理百姓了，于是皇上下诏把他除名，流放到欢州。裴虔通常说“我灭了隋朝，才开启了大唐”，觉得自己有功，还一脸不满的样子。等他获罪，就又怨又愤地死了。

秋天七月，皇上下诏把宇文化及的党羽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都除名，流放到边疆。

皇上对身边大臣说：“老话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赦免两次，好人都不敢说话了。’留着杂草会害了好庄稼，赦免有罪的人会伤害良民，所以我即位以来，不想经常赦免，就怕小人仗着赦免轻易触犯法律。”

【内核解读】

唐初治国实践的现代视角：务实、民本与制度敬畏的启示

这段记载浓缩了唐太宗贞观年间的核心治国实践与思想交锋，从军事平叛到文化争论，从君德自省到制度坚守，每一处细节都折射出唐初“治世”形成的深层逻辑，放在现代语境下审视，仍具鲜明的现实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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