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4章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1/1）

十二月己巳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说獠人造反，请求发兵去征讨。皇上说：“獠人靠着山林生活，时不时出来小偷小摸，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习惯。地方官员要是能用恩义诚信去安抚他们，他们自然会归顺服从，怎么能轻易动用武力，把老百姓当猎物一样对待，把他们看作禽兽呢，这哪是当百姓父母官该有的想法呀！”最后没答应窦轨的请求。

皇上对裴寂说：“最近有好多人上书提意见，我都把奏章贴在墙上，进出的时候能看看。我每天思考治理国家的办法，有时候到深夜才睡觉。你们也应该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别辜负我的心意。”

皇上一心想要把国家治理好，经常把魏征叫到卧室，询问自己做得好不好。魏征是知无不言，皇上听了都很高兴，还采纳了很多建议。皇上派人去征兵，封德彝上奏说：“那些没满十八岁的中男，要是身材高大强壮的，也可以一起征召。”皇上同意了。征兵的敕令发出去后，魏征却坚持认为不行，不肯在敕令上签字，来回好几次。皇上生气了，把魏征叫来责备他说：“那些身材高大的中男，肯定是一些奸诈的百姓为了逃避兵役，故意虚报年龄，征召他们有什么坏处，你怎么这么固执！”

魏征回答说：“用兵关键在于指挥得当，而不是人越多越好。陛下要是征召那些真正强壮的人，好好指挥他们，就足以天下无敌了，何必非要多征召些弱小的来凑数呢！而且陛下您经常说：‘我要用诚信治理天下，让臣民都不欺诈。’可现在即位没多久，就已经好几次失信于民了！”皇上惊讶地问：“我怎么失信了？”魏征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府的财物，都一律免除。’但有关部门却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算官府财物，照旧征收。陛下从秦王成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难道不算官府财物吗？又说：‘关中地区免两年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可接着又下敕令说：‘已经服役和缴纳赋税的，从明年开始算。’已经把百姓解散回去了，又要重新征收，老百姓怎么能不感到奇怪呢。现在已经征收了财物，又要征召中男当兵，这还怎么能说是从明年开始呢！还有，陛下和大臣们一起治理天下，平时选拔任用地方官员，都把事情交给他们。到了征兵的时候，却唯独怀疑他们欺诈，这怎么能说是用诚信来治理国家呢！”

皇上听了高兴地说：“之前我觉得你固执，还怀疑你不懂政事，现在听你谈论国家大事，真是说到点子上了。号令不讲信用，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天下怎么能治理好呢？我错得太严重了！”于是不再征召中男，还赏赐给魏征一个金瓮。

皇上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挺有名，就召见他，询问治理国家的办法。张玄素回答说：“隋炀帝喜欢独揽大小事务，不信任大臣。大臣们都很害怕，只知道接受命令照办，没人敢违抗。靠一个人的智慧来决定天下的事务，就算得失各半，错误也太多了。！陛下要是能谨慎挑选大臣，把事务分给他们处理，自己高坐朝堂，清闲地考察他们的成败，再进行奖惩，还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另外，我看隋末天下大乱，真正想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个人而已，其他的人都是为了保卫家乡、保全妻儿，等着有贤明的君主出现就归顺他。由此可知，老百姓其实很少有人喜欢动乱，只是君主不能让他们过上安稳日子罢了。”皇上觉得他说得很好，就提拔他做了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的张蕴古献上《大宝箴》，大致内容说：“圣人接受天命，拯救处于困境的百姓，所以是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奉养一个人。”又说：“在皇宫内修建华丽的宫殿，其实居住的地方不过几尺见方；那些昏君不明白这个道理，把楼台宫殿都用美玉装饰。面前摆满各种珍贵的美食，实际上能吃的不过是合口味的几样；只有那些狂妄的人才不考虑后果，酒糟堆得像小山，美酒多得能成池。”还说：“不要糊里糊涂、昏庸不明，也不要过分苛求、自以为明察秋毫，即使皇冠上的旒珠遮住眼睛，也要能看到还未成形的事物；即使耳塞挡住耳朵，也要能听到无声的动静。”皇上很赞赏，赏赐给他一束帛，还任命他为大理丞。

皇上召见傅奕，请他吃饭，对他说：“你之前上奏的事情，差点给我带来麻烦。不过以后凡是有天象变化，你都要像这样知无不言，别因为之前的事就有所顾虑。”皇上曾经对傅奕说：“佛教的教义，高深精妙，值得学习，你为什么唯独不领悟其中的道理呢？”傅奕回答说：“佛教是西域狡猾的人，在他们那里欺世盗名。咱们中原一些不正派的人，拿庄子、老子的玄虚言论，再用一些妖幻的话语装饰，用来欺骗普通百姓。对百姓没好处，对国家有害处，我不是不明白，而是觉得它鄙陋，不愿意学。”皇上觉得他说得挺对。

皇上担心官员大多受贿，就偷偷派身边的人去试探官员，看他们会不会接受贿赂。有个司门令史收了一匹绢，皇上想杀了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官员受贿，按罪确实该死。但陛下派人送给他，他才接受，这是故意让人犯法，恐怕不符合‘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规范他们’的道理。”皇上听了很高兴，把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说：“裴矩能在朝堂上据理力争，不当面顺从，要是每件事都能这样，还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

司马光评论说：古人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正直。裴矩在隋朝的时候谄媚，在唐朝却忠诚，不是他的本性变了。君主不喜欢听自己的过错，忠诚就会变成谄媚；君主喜欢听直言，谄媚就会变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就像立在地上的标杆，臣子就像标杆的影子，标杆动了，影子就会跟着动。

这一年，皇子长沙郡王李恪晋封为汉王，宜阳郡王李佑晋封为楚王。

新罗、百济、高丽这三个国家之间有旧仇，经常互相攻打。皇上派国子助教朱子奢去传达旨意，三个国家都上表谢罪。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唐太宗贞观初年的治国实践，其核心是“民本、纳谏、戒奢、鉴隋”的治理逻辑，放在现代视角下，仍能清晰看到贞观政治的进步性与启示性，可从三个维度展开评论：

民本与法治的平衡：跳出“强权治理”的误区

唐太宗对獠人“叛乱”的态度，直接打破了古代统治者“以武力压服边族”的惯性思维——他明确反对将獠人视为“禽兽”、动辄“动干戈”，主张“牧守抚以恩信”，本质是将“治理对象”当“百姓”而非“敌寇”，这是典型的民本思想落地。更关键的是裴矩谏阻“杀受贿令史”一事：太宗“密使试赂”本是为查贪腐，却陷入“设局陷人”的逻辑漏洞，裴矩点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核心——法治的前提是“不人为制造违法情境”，不能用权力陷阱考验人性。这种对“法治合理性”的认知，在君主专制时代极为难得，甚至暗合现代“程序正义”的雏形：治理者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权力的运用必须守住“不伤害无辜”的底线。

“君明臣直”的互动：权力的自我修正机制

这段材料最亮眼的，是唐太宗与臣子的“谏言-纳谏”关系，本质是君主权力的“自我约束通道”。

--魏征反对“点中男为兵”，没有停留在“制度合规”（中男未及龄），而是上升到“治理根本”：一是“兵在御道不在多”，反对“凑虚数”的形式主义；二是直指太宗“失信”——此前承诺“逋负蠲免”“租调减免”却未落实，如今又征点已免税的中男，等于破坏“以诚信御天下”的根基。面对太宗的愤怒，魏征敢“数四固执”，而太宗最终认错“朕过深矣”，还赏赐魏征，这不是简单的“君主大度”，而是他清醒认知到：统治者的“言出必行”是公信力的核心，一旦失信，百姓便“不知所从”，治理会失去根基。

--张玄素直指隋亡根源“隋主自专庶务，群臣唯敢奉行”，建议太宗“择臣分任、考成刑赏”，本质是反对“君主独断”，主张“分权与问责”；张蕴古《大宝箴》劝诫“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反对奢华、主张君主“勿暗勿苛”，这些谏言能被采纳甚至获赏，说明贞观政治形成了“臣子敢说、君主愿听”的良性循环——这正是封建时代最稀缺的“权力修正机制”，避免了君主因“信息闭塞”“刚愎自用”走向昏庸。

“鉴隋”的清醒：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初步尝试

唐太宗的所有决策，几乎都带着“以隋为鉴”的底色：怕重蹈隋炀“穷兵黩武”，故对獠人用“恩信”；怕重蹈隋主“独断专行”，故“引魏征入卧内访得失”“粘奏疏于壁省览”；怕重蹈隋末“失信于民”，故在魏征指出问题后立刻改正；怕重蹈隋代“吏治腐败”，却又不愿用“陷人于法”的极端手段。甚至司马光的评论“君明臣直”——裴矩在隋为佞臣、在唐为忠臣，根本原因是“君恶闻过则忠化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忠”，更是点出了关键：统治者的态度，决定了政治生态的好坏。

唐太宗的努力，本质是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试图通过“自我约束、倾听民意、分权任臣”，跳出“暴政-亡国”的历史周期率。他没有做到完美（如后期仍有征伐、奢华倾向），但贞观初年的这些实践，已经展现了“好的治理”的核心逻辑：权力不是用来压制的，而是用来服务的；统治者不是用来“主宰”的，而是用来“协调”的；政策的根本，永远是“让百姓安”而非“让权力爽”。

放到今天看，这段史料的启示仍未过时：无论是治理者的“公信力建设”“倾听不同意见”，还是“避免形式主义”“不滥用权力”，本质都是“如何让权力良性运行”的永恒命题——而贞观初年的实践，给出了封建时代里最接近“良性”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