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4章 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2/2）

到了秋天七月，苑君璋又带着突厥人来打马邑，右武候大将军李高迁和高满政一起抵抗，在腊河谷把他们打败了。张护、李通把贺若怀广杀了，立汝州别驾窦伏明为首领，还去攻打瓜州，结果被瓜州长史赵孝伦给打回去了。

高开道跑去抢了赤岸镇还有灵寿、九门、行唐三县，抢完就跑。

丁丑这天，岗州刺史冯士翙在新会造反，广州总管刘感去讨伐，把他劝降了，还让他官复原职。

没几天，高开道手底下弘阳、统汉二镇投降了。

没几天，突厥又来搞事，攻打原州，接着又去攻打朔州。李高迁被突厥打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赶紧带兵去救。到月底，朝廷派太子带兵驻守北方边境，秦王李世民驻守并州，防备突厥。八月，突厥又攻打真州，还去了马邑。

这时候，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祏也造反了。以前杜伏威和辅公祏关系好着呢，辅公祏年纪大，杜伏威像对大哥一样对他，军队里都叫他伯父，跟怕杜伏威一样怕他。后来杜伏威有点忌惮他，就安排自己养子阚棱为左将军，王雄诞为右将军，偷偷把辅公祏兵权给夺了。辅公祏心里那叫一个不爽，就跟老朋友左游仙假装学道辟谷，隐藏自己的不满。杜伏威去长安的时候，留辅公祏守丹杨，让王雄诞掌管军队当副手，还偷偷跟王雄诞说：“我到长安，要是没出啥岔子，可别让辅公祏搞出事儿来。”杜伏威走了之后，左游仙就劝辅公祏造反。可王雄诞掌管着兵权，辅公祏一直没法动手。于是他就假称收到杜伏威的信，说王雄诞有二心。王雄诞听说后不高兴，称病不管事儿了。辅公祏趁机夺了他的兵权，还让自己的党羽西门君仪去跟王雄诞说造反的事儿。王雄诞这才反应过来，后悔得不行，说：“现在天下刚平定，吴王又在京城，大唐兵强马壮，哪儿都能打得赢，为啥要无缘无故造反，把自己全家都搭进去呢！我王雄诞宁愿死，也不答应。现在跟着你造反，不过多活一百天罢了，大丈夫怎么能贪生怕死，还让自己陷入不义呢！”辅公祏知道劝不动他，就把他给勒死了。王雄诞平时对士兵特别好，士兵们都愿意为他卖命，而且他带兵纪律严明，每次打下城池，都秋毫无犯。他死的时候，江南军队里和老百姓都为他流泪。辅公祏又假称杜伏威回不了江南，写信让他起兵，然后就开始大肆准备兵器铠甲，囤积粮草。很快就在丹杨称帝，国号宋，还把陈朝的旧宫殿修了住进去。他还任命了一堆官员，让左游仙当兵部尚书、东南道大使、越州总管，还和张善安联合起来，封张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

没几天，突厥又来攻打原州。

“内核解读”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的这段历史，像一幅浓缩了唐朝初年“创业维艰”的画卷，既展现了新生政权在统一与巩固过程中的激烈博弈，也暴露了乱世中各方势力的复杂纠葛，更暗含着时代转型期的诸多历史密码。

乱世余波：割据势力的最后挣扎与统一的必然

这一年，最引人注目的是刘黑闼、徐圆朗、辅公祏等割据势力的相继败亡。刘黑闼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余波，曾一度席卷河北，但其败亡却极具戏剧性——被部将诸葛德威诱捕投降，临刑前感叹“为高雅贤罪所误”。这不仅反映了农民起义军缺乏稳固根基、内部易生叛离的致命弱点，更印证了唐朝统一的大势已不可逆转：李渊父子凭借关中根据地的资源优势、高效的军事动员能力，以及“剿抚结合”的策略（如招降诸葛德威），加速了割据势力的瓦解。

徐圆朗“为野人所杀”、辅公祏因内部权力斗争（与杜伏威的矛盾）而叛乱，最终败亡，则进一步说明：当天下从“逐鹿”走向“定鼎”，残余割据势力的反抗已失去群众基础，其失败本质上是历史趋势的必然。

突破传统：平阳昭公主葬礼中的时代微光

平阳昭公主的葬礼是这段历史中极具突破性的一笔。按照古礼“妇人无鼓吹”，但李渊以“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以辅成大业”为由，特批军乐送葬。这一举动绝非偶然——平阳昭公主是隋末少数亲自领兵作战的女性，曾率“娘子军”镇守苇泽关（后改名娘子关），为唐朝定都长安筑牢了屏障。

她的待遇打破了性别偏见对“功绩认可”的束缚，背后是初唐政权的务实与开放：在王朝草创期，“功绩”远比“性别”更重要。这种对女性军事贡献的正视，在整个古代史中都属罕见，也折射出隋末唐初社会风气中尚存的“不拘一格”的活力。

内外承压：边疆与中央的双重博弈

唐朝初年的“内忧”尚未完全平息，“外患”已接踵而至。突厥、吐谷浑、党项等势力频繁寇边，从朔州到岷州，从原州到幽州，边疆战火几乎贯穿全年。这暴露了新生政权的脆弱性——中原战乱多年，边疆防御体系尚未重建，而突厥作为北方草原霸主，始终将唐朝视为潜在对手，不断扶持梁师都等傀儡势力，试图牵制唐朝发展。

面对压力，唐朝的应对呈现出“刚柔并济”的特点：军事上，柴绍用“琵琶舞诱敌”的奇计大破吐谷浑，尉迟敬德驰援朔州，展现了唐军将领的灵活战术；策略上，刘世让提出“困马邑”之策（袭扰突厥补给、招降其部众），高满政以马邑降唐，体现了“以谋代战”“分化瓦解”的智慧。这种“军事打击+政治招抚”的组合拳，为后来贞观年间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埋下了伏笔。

权力整合：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过渡

这一年，唐朝还在悄然推进政权内部的整合：废“参旗等十二军”，可能是对战时军事编制的调整，为常态化国防体系铺路；任命裴寂、萧瑀等为宰辅，强化中央行政中枢；册封皇子为王（元轨、凤、元庆），则是通过宗藩制度巩固统治根基。

辅公祏的叛乱尤其值得玩味——其根源是杜伏威对他的“兵权暗夺”，本质上是“创业伙伴”在“分蛋糕”时的权力冲突。这说明，当唐朝从“军事集团”转向“官僚帝国”时，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配与权力平衡，已成为比外部叛乱更棘手的问题。而王雄诞宁死不从叛乱，既体现了其个人忠义，也反映了唐朝“正统性”已逐渐深入人心。

结语：在动荡中奠基的“贞观前夜”

武德六年的历史，是唐朝从“乱世终结者”向“盛世开创者”过渡的缩影。这一年，统一战争接近尾声，边疆危机倒逼防御体系升级，内部权力结构在冲突中逐步理顺，甚至对传统礼法的突破也暗含着时代进步的可能。

正是这些在动荡中积累的经验——对割据势力的坚决打击、对边疆问题的灵活应对、对内部矛盾的初步协调，以及对“功绩”的务实认可——为后来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扫清了障碍。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强大的王朝，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的根基，往往埋在创业期的血与火、争与合之中。